退一步分析，即使特朗普確定延續競選時對環保問題的觀點，其影響力將十分有限。國會可以投票否決新能源占比標準以及環境保護法等法案中的條款，但是特朗普作為總統對這些法條并不具有一票否決權，僅憑個人意志無法左右條款的廢除。

在特朗普提出的諸多環境政策變革中，對碳稅政策、新能源補貼、環境法案、新能源標準的廢除將面臨國會許可與州政府的自主執行兩道關口。例如，目前實行的可再生能源生產稅收補貼將執行至2021年，即使共和黨控制下的國會對此也很難改變。另一方面，美國的新能源與環境保護法案作用于聯邦政府與各州政府兩個層面，各法案與標準主要通過州政府執行，因此雖然特朗普政府可以削弱各標準與法案的執行，但無法完全否定。

對于氣候變化與清潔能源政策的實驗與研究，實際上美國企業資助并承擔了其中較大部分，政府的資金支持并非主要的。而對于退出《巴黎協定》，且不論協定中對成員退出的約束以及美國退出對其在國際政治中的負面影響，由于該協定尚未被國會批準，也沒有開始執行，所以實際影響也相對較小。值得一提的是，中國作為《巴黎協定》另一重要角色，已把應對氣候變化作為經濟發展和能源轉型的動力，并希望以此體現對世界經濟、金融、文化和環境格局的影響力，因此即使美國退出，中國和歐洲也會繼續領導該協定的執行。

如果氣候變化的科學性是經得起推敲的，隨著全球氣候變化的日趨嚴重，美國早晚或主動或被動地要加入進來。此外，美國與中國等世界大國還可能在非政府渠道以及電動汽車、能源互聯網、能源效率提升等領域開展更加切實的合作。

筆者認為，特朗普并非要打擊可再生能源發展，而是想為煤炭等傳統化石能源留出一條路，并降低能源成本支持他的“實體經濟回歸”戰略。特朗普上臺后，很有可能加速美國新能源補貼的退坡，在短期內抑制美國新能源的投資。然而正如上文分析，即使特朗普確定延續競選時對新能源和環保問題的消極觀點，議會投票與聯邦-州政府分別管理也將限制其在新能源發展方面的影響力。此外，應當注意到2015年美國新增風電裝機在全球占比僅13.6%，光伏僅占15.5%。雖然特朗普政府可能造成新建項目放緩，但美國新能源投資的暫時放緩并不會對全球新能源設備市場構成重大沖擊。其次，美國也從來不是新能源技術的絕對領導者，無論是光伏還是風電，都能夠在歐洲、日韓和中國找到掌握核心技術的跨國企業。面臨其他能源的競爭，美國的新能源技術和服務企業可能會有更大的動力積極地參與國際合作，促進新能源技術和成本的進一步改善。

特朗普其實過分夸大了新能源的成本。實際上，目前最新中標的風電和光伏項目度電成本已經下降至5美分/千瓦時和7美分/千瓦時，非常接近美國電力批發市場的常規電價區間，并且仍在快速下降通道中。考慮以上因素以及特朗普對環境治理的承諾，他對新能源“不成熟”的成見可能并不會轉化為激烈的行業政策;真正具備技術和成本優勢的新能源企業仍然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

與此同時，用于支撐可再生能源發展的能源智慧系統建設，可能成為特朗普支持發展的領域之一。智慧能源領域一直是美國制造業的優勢，硬件有通用電氣、霍尼韋爾、西屋等企業，運營有Opower、Chargepoint等，此外還有大批IT和互聯網企業。未來這樣一片產業藍海，能解決大批就業，符合特朗普重振實體經濟的戰略。同時，不少企業還是特朗普的競選資助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