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我國大力倡導“一帶一路”建設,國內企業加大了“走出去”的步伐。沿線許多國家通信發展水平相對落后,固網、移動網絡普及率普遍較低,建設需求較大,但通信網絡投資規模大、回收周期長,沿線國家投資缺口大、財政壓力大、綜合運營能力欠缺,這就需要更多的外部資源協助,從而催生了很多項目合作機會。沿線許多國家創新網絡投資模式,選擇政府與私人資本合作(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PPP)模式作為提升寬帶網絡覆蓋的手段。
利益共享和風險共擔的機制便利
根據我國三大電信運營商的2016年年報,我國累計擁有移動用戶13.28億戶,累計4G用戶為7.62億戶,累計寬帶用戶為2.76億戶,國內通信市場趨于飽和,競爭加劇,急需尋找新的增長點,“走出去”是一條必由之路。
“一帶一路”由中國政府主導,亞投行、進出口銀行、國家開發銀行等為中國企業主導的項目提供政策性貸款,有效降低項目的融資成本;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為項目提供保障,降低項目不可控風險產生的損失。由此,我國電信運營商獲得了比國外競爭對手更強的競爭力。
我國電信運營商通過PPP模式參與“一帶一路”沿線通信基礎設施的建設與運營,與當地政府或國企合作,能有效降低牌照獲取、頻段獲取、路權獲取、簽證辦理和項目審批的難度,并能得到政府購買保證、優惠政策等,大大降低進入當地通信市場的門檻。
PPP項目利益共享與風險共擔機制,是電信運營商通過PPP模式參與“一帶一路”沿線通信基礎設施建設與運營的主要動力,科學設計政府和電信運營商的權利與責任,有利于PPP項目目標的達成。
在以上因素的影響下,我國電信運營商萌發了嘗試海外PPP項目的欲望。在保證風險可控與合理收益的前提下,借“一帶一路”的東風,嘗試做出通信行業示范性的PPP項目。
運營商“走出去”為PPP項目探路
通信作為信息互聯互通的基石,符合“一帶一路”互聯互通的倡導。我國電信運營商積極響應國家“一帶一路”政策,加大了“走出去”的步伐:中國電信開放合作,部署全球戰略資源,打通國際通信大通道,建設輻射全球的混合云與大型IDC;中國移動加大跨境陸地光纜、海底光纜等通信干線網絡建設力度,提高“一帶一路”通信設施互聯互通水平,同時,積極探索國外股權投資和通信本地化經營新模式,成立國際品牌“ZONE”,直接在當地提供通信服務,打造信息經濟走廊;中國聯通在大力獲取國際資源的同時,進行了海外拓展的創新嘗試,與迪拜MinervaGroup和尼日利亞無線運營商GiCellWireless組成“新時代財團”,共同尋找海外機會,與西班牙電信互相持股進行海外拓展。
在海外PPP項目方面,我國電信運營商開展了積極的探索,推動了沿線國家多個通信PPP項目的立項與發展,雖暫無成功案例,但已搭建起成型的海外通信PPP項目運作模式。科學的決策方法論貫穿項目全過程,符合國際商務合作慣例,也符合國資委境外投資決策程序、風險管理等要求,為海外通信PPP項目的開花結果奠定了基礎。
商機發掘。我國電信運營商通過當地首代、現有合作方、高層會議、合作峰會、國際金融機構等多種渠道發現沿線國家的通信需求,并將需求進行分類,如普遍服務、技術升級、市場空白、國際連通等。在獲取商機信息之后,通過國別分析、當地通信市場調研、合作方盡職調查、初步可行性研究與風險分析,對商機進行甄別與篩選。
推動立項。中國電信運營商前往當地實地勘察,估算項目CAPEX、OPEX,并與金融機構洽談融資結構與模式,聘請咨詢公司進行項目公司機構搭建、市場預測、財務模型構建等,編寫商業計劃書。在此基礎上,向業主推薦投融資、建設、運營的整體解決方案,并與業主共同完善項目方案,推動項目在所在國政府立項并納入其預算,爭取納入兩國合作或“一帶一路”的重點項目清單。
成立SPV公司。與當地合作方成立SPV公司,洽談項目范圍、雙方出資比例、項目公司架構、建設與運營計劃、雙方分工界面、投標策略等,聯合投標獲取項目,共同向當地政府爭取相關優惠政策與購買保證。在建設階段,引入中國領先的通信技術和成熟的建設經驗,提供設計、施工、監理等分包服務,提供優質的通信設備與方案。在運營階段,將國內成熟的運營經驗和創新的產品輸出當地國家,提升項目公司的運營水平。
參與海外通信PPP項目面臨的風險
PPP模式作為商業建網的補充,主要運用在市場失靈的領域或者商業收益較低的區域,當地政府期望填補現有網絡覆蓋空白或者引入新競爭者激活當地市場。留給新進入者的可能是政府普遍服務覆蓋區域或者是壟斷嚴重市場,面臨風險較多,電信運營商對此類項目的決策需謹慎。
通信業在世界各國基本上是政府管控下的寡頭競爭市場,政府因素是影響通信企業進入該國通信市場的先決條件,包括政權穩定性、國家關系、牌照發放、頻段分配、優惠政策、決策流程、政治派系斗爭等。
當地法律法規與國內差異較大,PPP法律、外資準入條件、稅收政策、勞工法律、環保規定等,風險往往在于合同、協議的細節中,并將貫穿項目啟動、建設、運營、退出全周期。
通信行業發展階段性比較明顯,不同國家所處階段不同,面臨的風險也就不同。在通信落后市場,通信產業鏈不完善,當地施工與運維隊伍資質低、工藝差、實力不足,建設周期與質量難以控制,完工風險明顯;通信發達市場,市場趨于飽和,新進入者將面臨現有運營商激烈的競爭,市場風險明顯。
項目公司由不同的利益方組成,融資結構、公司組織結構、建設形式、運維形式等都將影響各利益相關方的行為,通過建設外包、運維外包等方式轉移利益,未能基于項目公司利益最大化原則進行決策,項目公司將面臨利潤被轉移甚至虧損的風險。
通信項目前期投資大,集中在建設期;通信技術更新換代迅速,通信設施折舊快;項目收入經過幾年爬坡增長才形成規模,回收期長。由于以上因素的影響,現金流轉正的年份通常在整個項目周期的后期,回收風險集中。
此外,海外通信PPP項目同時還面臨著一般PPP項目的風險,如融資、匯率、市場競爭等。
風險應對之策
我國電信運營商跟隨進出口銀行、國家開發銀行等中國政策性銀行“走出去”的步伐,在相關資金風險的抵御上獲得了保障。中國通信技術近年來有了長足發展,并在全球逐步取得領先地位,這為通信企業“出海”提供了技術保障。中國是全球最大的通信市場,電信運營商擁有豐富的運營經驗,奠定了運營輸出的基礎。
我國電信運營商雖然擁有一定的抗風險能力,但海外通信PPP項目風險應對的關鍵在于建立合理的風險共擔機制。在項目實施前,需要充分開展通信市場調研、可行性論證、未來盈利預測等工作,科學設計政府和社會資本的權、責、利,并在各利益相關方之間進行充分溝通,確保PPP項目目標的達成。
對于不同的風險因素,需要做好分類,根據各方的優勢進行分配。各方可控的風險因素中,將企業自身可控的風險自留,其他風險由業主方/合作方承擔。各方不可控的風險因素,認定為共擔風險的是未來風險分擔談判的重點。
風險分配后,要對風險進行跟蹤與管理。技術風險通常由承包企業承擔,企業需要做好技術可行性研究工作;完工風險,若是建設總包企業的原因則由其承擔,總包企業常常通過合同或協議將風險轉移給供應商與分包商;運營風險,一般由運營總包企業承擔,其通過豐富的運營經驗和用心的經營管理將運營風險降到最低。
業主方承擔風險管理,政治風險一般由政府控制,如在運營期內因政策調整等因素使PPP項目受到經濟損失,允許項目公司爭取相關補償;完工風險,若是政府干涉或者審批拖延等原因,則由政府承擔相應責任,如路權獲取與牌照審批。共擔風險管理,通常通過調價機制、政府提供不競爭保護等方式共同承擔。此外,信用風險一般通過有利害關系的第三方提供擔保進行分擔;業主方/合作方違約風險等特殊風險一般通過投保轉移。如果已分配風險發生意料之外的變化,并對項目造成威脅,則需研究對策或風險再分配。
善用激勵補充機制,對風險分擔進行利益補償,強化風險分擔效果。一方面,根據風險分擔價值的大小,對項目風險分擔的參與方給予相應的補充激勵;另一方面,對項目團隊沒有很好地合作導致項目風險增加,相關方將得到相應的懲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