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省8市的低碳試點啟動至今半年有余，“探路”意味濃厚的試點省市正在努力摸索適合自己資源環境特點的低碳道路。當氣候變化成為全球矚目的焦點，節能減排，走低碳經濟道路，也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不二選擇。在國家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副主任何建坤看來，5省8市試點的設立，正是要將應對氣候變化與國內可持續發展密切結合起來。
“綠色低碳的道路如何走，雖然我們有目標，但我們缺少經驗，國際上也沒有現成的發展方式可供借鑒”，何建坤告訴《中國投資》記者，“我國必然不能沿襲發達國家所走過的高能耗發展道路。如何保證經濟發展的同時實現高碳向低碳的轉變，就是我國現在必須探索而且必須走通的一條路徑。這決定了我國現代化建設的成敗”。
何建坤認為，低碳經濟的治本之策及其治本之效值得期待，但生產方式的轉變畢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他告訴記者：“低碳城市試點的設立考慮了區域特點和經濟發展水平的代表性，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建立以低碳排放為特征的產業體系和社會消費方式為核心，以較大幅度地降低GDP的CO2強度為主要目標，探索出不同地域特色和產業水平的區域低碳發展之路”。
做與不做大不一樣
《中國投資》：在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大背景下，我國啟動5省8市的低碳城市試點建設出于怎樣的考量？
何建坤：我國在哥本哈根會議前曾宣布，到2020年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十二五”規劃中，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指標更是作為一個約束性目標按地區初步分解完畢。這一舉措，已經表明了中國將應對氣候變化與國內的可持續發展密切結合起來，在國內大力推進綠色和低碳發展。
原因很清晰——實際上，我們過去的發展路徑基本延續了發達國家發展過程中走過的資源依賴型發展模式。近幾年來，我國能源需求量更是以每年約2億噸標準煤的速度在增長，石油的進口依存度當前已超過了50%。這樣的模式從應對氣候變化角度走不通，隨著全球碳排放空間越來越緊缺，我國快速工業化、城市化過程中能源消費和相應二氧化碳排放的較快增長趨勢與世界減排溫室氣體、保護全球氣候目標已經形成越來越尖銳的矛盾；從我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角度來看，資源保障、能源安全、環境保護也越來越成為瓶頸性制約。我國13億人口要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世界已沒有那么多資源讓中國沿著發達國家高能耗的老路走下去。
因此，無論從哪個角度，我國都只有走通一條綠色低碳的經濟發展道路，推進技術創新，發展低碳能源技術，轉變經濟發展模式和社會消費模式，這才是我國協調經濟發展和保護氣候之間關系的根本途徑。發展低碳經濟已成為世界經濟社會變革的潮流，更成為我國在可持續發展框架下應對氣候變化的必由之路。
然而，在促進發展方式轉變過程中，如何從高碳轉向低碳創新的模式上來，尚需要經過很多努力。但是，做與不做大不一樣。對于試點城市而言，一開始可能只是有了低碳發展的理念，隨后開始采取努力向低碳轉型的各種舉措，逐漸加大力度，只要堅持走下去，成效就會越來越大，整個社會經濟發展的軌跡就會發生改變。因此，低碳試點的意義要看長遠，建設低碳城市，并不是短期能夠建成的，我們也不要期望在“十二五”期間就能看到特別顯著的成效，關鍵在于指導思想明確，努力走上科學的發展路徑，逐步實現發展方式的根本性轉型。
低碳城市、低碳社會建設的最終的目標是近零排放，在實現較高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同時，本世紀末全球二氧化碳的排放要接近于零，才能實現控制溫升不超過2℃的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目標。這就要求整個社會經濟發展方式根本性的變革和能源系統結構的根本性變革，這本就不是一項可以一蹴而就的事業。為了實現近零排放的終極目標，我們必須謀劃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發展路徑。
路，需要一點點走出來，我們必須朝著這個目標前進。因此，此次的低碳試點，是整個國家全面實現由傳統的資源依賴型發展路徑向自主創新的新型工業化道路轉變，實現綠色、低碳發展的“探路者”。國家正是要通過啟動試點省市的相關工作，積累不同地域特色和資源產業稟賦的城市實現低碳發展的經驗。
更何況，在全球應對氣候變化形勢下，低碳能源核心技術和低碳經濟發展能力將是一個國家、地區和企業核心競爭力的體現，低碳產業孕育著巨大的市場潛力和新的經濟增長點，這也將是國際經濟、貿易和技術競爭的重要較力點，早著手，早布局，就能夠借此機會為我國產業升級和企業技術創新帶來新的機遇。
但是低碳經濟的現代化道路在全球尚無先例，中國沒有現成的模式可以參照，必須經過探索，做出成效。中國在邁出探索低碳發展道路的第一步時，就注定了這是一次充滿機遇和挑戰的旅程。
《中國投資》：在您看來，低碳試點工作的啟動，為相關省市帶來了哪些變化？
何建坤：試點工作的開展，最重要的是促使地方在認識上有了極大的提高，各地方對相關理念進行了更為深入的理解和掌握，提出的主要舉措和重點任務明確，具體，有較大力度。隨著試點省市規劃方案的陸續實施，促進低碳發展的體制機制將不斷健全，助力城市建設的低碳產業也會蓬勃興起。
切入點：可量化的碳強度
《中國投資》：接下來的5年中，試點地區主要面臨的核心工作是什么？
何建坤：低碳城市建設在“十二五”期間的核心目標就是要較大幅度地降低單位GDP二氧化碳強度。事實上，這也是各低碳城市建設過程中的重要著力點。
由于未來GDP增長速度的不確定性，我國實施碳排放總量控制是很困難的。但是單位GDP碳排放強度和能源強度比較容易控制，所以低碳試點城市主要也是強調碳強度下降的目標。也就是說，未來隨著經濟社會的持續較快發展，GDP會較快增長，二氧化碳排放也會適度增長，但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長速度會遠低于GDP的增長速度，這樣就使得單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強度要大幅度下降。這樣的目標是非常有現實意義和高標準的，因為在發達國家的發展歷程當中，在與我國當前相同的重化工業快速發展階段，發達國家的GDP能源強度和GDP二氧化碳強度都呈上升趨勢。即使工業化階段較晚的日本和韓國，在這一期間的GDP二氧化碳強度和GDP能源強度也都呈現了上升趨勢。
想要實現這一目標，試點地區工作主要將圍繞兩個方面展開，一是節能，降低單位GDP能源強度，二是改善能源結構，降低單位能源消費的CO2排放。當前我國二氧化碳排放最主要來源就是化石能源消費產生的，煤、石油、天然氣燃燒均排放大量二氧化碳。因此，節能，調整能源結構，減少化石能源使用，也就從根本上減少了排放。
降低單位GDP能源強度，一是加強技術節能，加快先進節能技術的創新和推廣，提高能源的轉換和利用效率。比如“十一五”期間淘汰落后產能，小火電站就關停7200多萬千瓦。“十二五”要繼續大力推進技術節能，提高能源效率，在滿足最終能源服務需求的情況下，一次能源的消耗量就會降低，以技術創新來支撐能效的提高。
降低GDP能源強度的第二個主要途徑是調整產業結構，促進結構節能。單位第二產業增加值的能耗是第三產業的4倍以上，調整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在GDP中所占的比重，有利于促使GDP能源強度的下降。據測算，第二產業比重下降一個百分點，相應第三產業比重增加1個百分點，那么單位GDP的能耗就能下降約1個百分點。甚至到了工業內部，生產輕工業產品和生產鋼鐵水泥等重工業產品的單位增加值能耗也相差很大。
結構調整還包括促進制造業產品向價值鏈高端延伸，我國現在生產的產品多處于產業鏈低端，能耗高，增加值低。人家生產芯片，耗能少，利潤高；我們組裝計算機外殼，耗能多，利潤有限。進軍產業鏈高端，生產同等金額附加值產品耗能肯定要比產業鏈低端產品來的少。
短時間內，節能仍是降低GDP碳強度最重要的一個途徑，在未來實現單位GDP二氧化碳強度下降40％-45％的目標下，節能的貢獻率要達到80％以上。
改變能源結構也是必經之路。提高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在總能源消費中的比重，可在提供同樣能量的情況下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燃燒1噸煤就一定要產生近2噸二氧化碳，而使用天然氣，供應同樣熱量就能少產生45%的二氧化碳，因為天然氣分子中含有氫，燃燒過程中就變成了水。比之更好的方式則是選擇核能、水電、風電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提供能量過程中完全不會產生二氧化碳排放。
我國在提出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降低40%-45%的同時，也提出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所占比重要從2005年的7%提高到15%的目標，15年內非化石能源比例增加1倍多。“十二五”期間的目標是從2010年的8.3%提高到2015年的11.4%，需增加約3個百分點。實現這一目標，2015年和2010年相比，能源結構調整可帶來減排二氧化碳近3億噸的效果。
“十二五”期間把GDP碳強度作為約束性目標，體現了我國進一步加強了國內應對氣候變化戰略的實施，同時也將有效地促進國內應對氣候變化的能力建設。我國目前尚未建立起與碳排放相關的統計指標體系，現在有了這樣的約束性目標，就要著手在全國建立二氧化碳排放的統計、測算和考核體系。這個體系建設非常重要，在不同的能源使用方式和設備條件下，消耗相同的能源量所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也可能有很大差別，需要進行詳細的統計和核算。
較大幅度降低GDP碳強度成為低碳城市建設的目標和著力點，根據我國國情和當前的發展階段，各地區還都難以提出碳排放總量的控制目標，未來碳排放總量很大程度上取決于GDP的增長速度。因此，目前的核心任務和主要的工作內容便是要提高排放單位二氧化碳排放所產出的經濟效益。這樣一個可以量化的指標已經成為當前各低碳試點的主攻方向。
如果我國到2020年GDP的碳強度要比2005年下降45%，由于能源結構也要優化，非化石能源比重將從7%上升到15%，可以使得GDP的碳排放強度下降約5個百分點，所以GDP的能源強度只要下降40%，就可以達到碳強度下降45%的目標。
在試點中，廣東省已經最先提出在“珠三角”城市試行碳排放總量控制的目標，也就意味著珠三角地區的碳排放不再單純是相對的碳強度下降目標是多少，也要對二氧化碳排放的絕對數量有所控制。總量控制并不意味著2015年的排放量一定要比現在少，允許增加，但增加的量是有限制的。這種設想是比較超前的，響應了中央提出的“十二五”期間要合理控制能源消費總量的設想，但是這種合理控制能源消費總量的設想目前還沒有作為一項指標分解到各個省市。
低碳城市發展的“三駕馬車”
《中國投資》：落實到城市一級，低碳經濟發展主要從哪些領域著手？
何建坤：產業、交通、建筑，正是當前我國城市走低碳道路主要桎梏的領域，但轉向成功的話，他們便能成為日后低碳城市的“三駕馬車”。
現在我國城市，主要的能源消費還是在工業產業上，即使北京第三產業比重高達70%，能源消費仍有40%左右是工業消耗。試點城市普遍面臨產業發展模式的轉變，而低碳城市就是要建立以低碳排放為特征的產業體系。以低碳為特征，并不是單純以低碳產業為主，高能耗產業也要呈現低碳發展，在各行各業都滲透低碳發展方式。
第一，傳統高耗能產業，例如鋼鐵、水泥等，要進行技術升級，實現低碳化發展，要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大力節能降耗，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第二，要發展低碳新興產業，調整產業結構，既包含節能環保、可再生能源等低碳能源產業，也包含信息、新材料、生命醫藥等高新科技的產業，這樣的產業能耗低，增加值高，通過產業結構的調整來促進結構節能。同時也包含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比如金融、軟件等，單位服務業增加值的能耗大概是第二產業的1/4。
第三，要大力發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以及天然氣等無碳或低碳能源，優化能源結構。大部分低碳試點省市的能源構成都是以煤炭為主，不僅煤炭利用的效率低于天然氣，而且產生同樣能量天然氣的二氧化碳排放也不到煤炭的60%，而核能、水電、風電、太陽能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在提供能量過程中不排放二氧化碳。所以發展無碳和低碳能源能夠在保證能源供給的同時減少二氧化碳排放。
當前我國城市中，交通已經成為耗能大戶。交通方式的低碳轉變，一是出行方式的選擇，這部分主要涉及公共交通的發展；再一個就是交通領域能源的替代，生物酒精、電動汽車都成為可供選擇的方案。在這一點上試點城市動作很快，已經陸續有地方提出發展電動汽車的規劃。
建筑節能也是城市節能的重點領域，這里面既包括民用住宅節能，也包括大型公共建筑節能。建筑領域不僅需要在技術層面做節能，更要從理念上進行斧正。現在很多的大型公共建筑都采取全封閉式結構，全部依靠中央空調進行溫度和濕度的調節，但實際上我國很多城市在相應季節完全具備以自然通風調節溫度的條件。
此外，新建城市從規劃角度就融入低碳思維十分關鍵。對于已經建成的大城市而言，轉走低碳道路困難重重。新建的城市空間，可以在第一步布局階段便考慮到如何能夠更有利于公共交通布局。同理，新建建筑可以采取較高的節能標準，但既有建筑節能改造就面臨很多困難。城市，既是各個地區經濟發展的增長極，也是能源消費和碳消費集中的地方。必須在城市化建設過程中突出低碳理念，一旦城市按照傳統的高碳模式建成，再有所改動便十分困難。
低碳城市的建設是一個比較漫長的過程，不可能在5年、10年之內就宣布一個低碳城市的建成。因此，各地區低碳城市發展規劃的制定十分有必要。國家發改委也正在研究編制低碳城市規劃的指南，進一步指導各城市低碳發展的能力建設。
《中國投資》：碳交易也已經成為各地方爭奪布局的下一步棋，您對此有何看法？
何建坤：目前，主要的省級試點地區都提出了建立碳排放交易體系的設想，探索利用市場手段，完善促進低碳發展的體制和機制，促使企業提升自身的低碳競爭力。同時碳市場機制的建立和發展，也是一個國家應世界低碳發展潮流下經濟貿易競爭格局變化的基礎能力建設，也是在全球應對氣候變化形勢下，提升國際競爭能力的一個重要方面。
發達國家已經和正在建立各自的碳交易市場，碳減排信用成為一種緊缺資源和生產要素，碳市場的價格信號將體現其價值，把碳排放的社會成本內部化，對企業投資選擇和技術改造都是強有力的政策導向。如果發達國家形成了完善的市場機制，而我國沒有相應的體系和經驗，那就不能主動參與和應對未來全球碳金融領域的競爭，即使參與進去也將受制于人，不能發揮主導作用。我國把相關能力建立起來，先在國內自己運行，等到真正接觸國際市場的時候，就不會吃虧。試點地區要在低碳發展的市場機制和政策體制方面進行先行先試，也就有動力和機會去建設這些體系，一點點培育自身的國際競爭力。
提升發展的質量和效益
《中國投資》：控制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碳排放，卻又不能完全舍棄經濟效益，您如何看待這中間產生的問題？
何建坤：我們應該看到，當前國民經濟發展的大背景已經由過去注重數量轉向更加注重質量和效益。“十一五”期間GDP的年均增長速度達11%以上，“十二五”期間確定的預期目標只有7%，相差4個百分點。這個數字的導向就在于我國經濟發展將從數量向質量和效益轉變。
GDP增速過高不利于產業結構調整。我國現在經濟增長，主要依靠投資和出口驅動。投資、消費、出口是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現在投資和出口所占比例較大，消費比例較小。按照世界銀行的統計，2008年我國GDP中投資所占比例達到了43%，而世界平均水平僅在20%左右。
投資項目主要涉及基礎設施建設和工業產能擴張，也就加快了對鋼鐵、水泥等高耗能產品的需求，所以高耗能產業所占比重也就越來越高。如果將投資增速降下來，基礎設施和工業產能的建設慢下來，對高耗能產品的需求就會降低，就有利于結構的調整，也就有利于降低單位GDP的能耗。
現在我國為生產出口產品消耗的能源約占國內能源消費總量的1/4，出口產品大多以制造業低端產品為主，能耗高，附加值低。控制高耗能產品的出口，改變出口結構，多生產高附加值的出口產品，那么也就能夠降低能源總消費。
控制高耗能產品的出口，放緩投資增長速度，增加國內居民消費占GDP的比例，并使得GDP的增長速度控制在一個合理較快的水平上，不盲目追求發展速度，而著重于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我想這正是中央調低GDP增速預期的深層次含義。
10萬億投資前景初現
《中國投資》：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緊迫形勢也成為推動低碳技術創新和產業化發展的強大動力，這一過程中蘊含著怎樣的投資機會？
何建坤：由于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進程日益緊迫，對新能源等低碳技術的需求有了強勁增長。按照UNEP（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的測算，想要實現全球控制溫升不超過2℃的目標，在能效、低碳能源領域的投資將達正常情景下投資的10倍，每年要達到1.2萬億美元。如果中國實現單位GDP二氧化碳強度下降40％-45%的目標，我國在節能和新能源領域的直接投資15年內就需要10萬億元以上，這尚未包含上下游相關產業發展的投資需求。這樣大規模的低碳投資也意味著新的經濟增長點，這對促進企業技術創新、提升低碳競爭能力有非常好的刺激。
如果按照現在的發展勢頭，到2050年全球碳排放可能要達目前的2倍以上，而實現全球控制溫升不超過2℃的目標，到2050年碳排放不僅不能增加，還要降低50%以上。未來經濟發展實際需要的排放增長和保護氣候需嚴控的排放量之間差距很大，解決的出路在于全球都必須向低碳發展轉型，而低碳技術的創新和快速產業化發展則是重要支撐。低碳技術領域巨大的市場需求和投資機會，將使先進低碳能源技術和節能技術成為世界科技競爭的前沿和重點領域。我國要抓住機遇，在核能、風能、太陽能、生物質能以及清潔煤利用和碳捕集封存技術等領域，加強自主技術創新，研發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核心技術，加速產業化的進程，形成完善的工業體系，搶占國際技術競爭的優勢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