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建設無疑是一項偉大的工程,而一項現代化的偉大工程,離不開現代化的金融體系支撐。“一帶一路”倡議覆蓋的地域寬廣,而大多數沿線國家的基礎設施發展嚴重滯后。為了改善基礎設施所需要的資金量異常龐大。以亞洲為例,根據亞洲開發銀行的最新預測 ,到2030年亞洲基礎設施投資總額需22.6萬億美元,即平均每年需投入1.7萬億美元,而當前的融資渠道每年只能提供約4000億美元。

即便是通過亞投行等渠道全球合作幫助開發,仍然需要補充廣泛的民間資本。同時,有效的引入民間資本,地方資本,可以有效的降低工程施工當中可能遇到的問題,也會更好的惠及本地企業。

從某種意義上來講,PPP模式能夠成功,將直接影響一帶一路戰略的執行速度。

PPP采取政府與私人部門相互合作的模式,由項目參與各方共同承擔責任和融資風險,其核心原則是將不同風險分配給能夠最有效管理和控制該風險的一方。政府背書可以最大程度的減少政策風險,為項目提供政策擔保,亞投行等金融機構的結束,可以幫助項目梳理一個完成合理的可持續運營模式;本地資金進入可以為項目提供更多的資金和運轉效率。當前“一帶一路”中的互聯互通項目包括了基礎設施建設、交通領域以及電信能源建設等方面,都是公共產品的涵蓋范圍,適用于使用PPP項目進行投資建設。

借助PPP模式可使用靈活的運作機制推動“一帶一路”戰略更接地氣,與沿線國家發展要求實現“無縫對接”;同時也可借助共贏的發展理念幫助各國增進了解,實現多方優勢互補。

財政部PPP中心總結出PPP模式的好處,包括:

發展模式相契合

北京國家會計學院教授崔志娟認為“一帶一路”的核心是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簡稱“五通”,其中,設施聯通是基礎,民心相通是核心。

“五通”中,設施聯通是“一帶一路”的戰略優先領域,推動沿線各國加強基礎設施建設規劃、技術標準體系對接,共同推進交通、能源、信息等國際骨干通道建設。設施聯通不僅包括修橋建路,還有油氣管道、輸電網、跨境光纜建設等。民心聯通是“一帶一路” 的戰略核心領域,推動不同文明交流碰撞,匯聚和釋放文化促進發展的強大正能量。民心相通包括教育、旅游、醫療、科技、文化等多層面的合作。有調研報告顯示,除中國外,“一帶一路”其他65個國家和地區未來每年的投資需求達到8000億美元,而國際金融機構, 如亞行和世界銀行每年只能籌到240億美元,通過亞投行每年可融到4000億美元,資金缺口很大。因而,借助PPP模式,利用民間資本投資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基礎設施是非常關鍵的。

一帶一路和PPP相結合,同時帶來機遇和挑戰

北京方程財達咨詢有限公司總經理張漢認為,目前國內建筑行業呈現下行趨勢,企業轉型發展迫在眉睫,而國家推行“一帶一路”戰略和PPP模式正給建筑企業帶來廣闊的市場空間。然而,新的市場機遇也帶來新的風險,我國建筑企業應立足國內、國際兩個市場,轉變自身角色,在有效控制風險的基礎上,探索以PPP模式參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基礎設施投資建設。

聚焦重點國家和關鍵領域,由點到面穩步介入

PPP項目運作周期長,不可能一蹴而就,同時不是所有的項目都適合采用PPP模式,因此企業需要做長遠打算、戰略聚焦,避免急躁情緒、大干快上。首先,企業要優先介入“一帶一路”框架下境內基礎設施PPP項目。其次,對于境外項目,要在宏觀環境調研的基礎上 ,結合自身實際情況制定區域準入政策和行業準入政策。區域準入上,優先介入人均GDP較高、綜合國際競爭力排名靠前、政府負債率較低、與我國合作關系較好或簽訂合作備忘錄及投資協議的國家,審慎介入經濟落后、政府負債率奇高、政局不穩的國家。行業準入上, 初期以交通設施建設、通信設施建設、油氣管理建設等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建設為主,中長期階段以能源、資源合作為重點。

做好詳盡的投資環境調查,避免法律和政策風險

確立合理的PPP合作模式,形成利益共同體

一是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政府、社會資本、居民合作,充分考慮相關主體的利益訴求,不僅促進沿線國家經濟發展,還要讓當地居民的福利得到改善。要用合同等形式約定各方權力、義務,實現利益共享、風險共擔。

二是根據不同項目特點,與當地政府、企業、金融機構、居民建立股權層面、債權層面及雇傭合同關系,進一步綁定利益,約束參與方行為,形成利益共同體,強化和鞏固合作的穩定性。參與投資是確保合作的穩定性和持續性的可信性承諾,要邀請所在國政府或國 有企業參與投資,約定政府或國有企業權利義務;邀請當地金融機構參與銀團貸款,為項目提供資金支持和財務顧問等服務;視具體情形,邀請產業鏈上下游企業提供相應配套服務,合理分散風險;雇傭當地人員,解決當地就業;適度參與公益和慈善活動,樹立良好企 業形象。

而在推進一帶一路發展的過程中,無可避免的將遇到國際規則的挑戰。

英國品誠梅森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張曉慧就認為,PPP項目掘金海外必須用好國際規則

有人說,PPP項目是政府與社會資本的一場婚姻。在走出去的PPP項目中,中國公司作為來自東道國境外的社會資本,為了確保在未來的幾十年的項目周期內享受一場融洽、穩定的婚姻,以及在出現危機的時候確保一個比較主動的地位,應該在“戀愛期”(項目前期 就從法律、合同以及投資架構設計方面)就做好鋪墊。

如何通過設計投資架構讓投資保護協定提供的保護最大化?

在中國投資人走出去的項目中,從考慮或者利用投資保護協定的角度出發,首先應該考量中國與投資東道國是否已經簽訂雙邊或者多邊投資保護協定。在有相關條約的基礎上,還要考量該投資保護協定是否“足夠好”。

中國目前已經與129個國家簽訂了雙邊投資保護協定。但部分協定并未提供最優惠的投資保護和對中國投資人最有利的爭議解決機制。

因此,在中國與東道國沒有相應的投資保護協定,或者該協定的規定不足夠讓中國投資人滿意的情況下,設計海外投資架構時,除了稅務考量之外,及時地比較東道國與其他不同國家簽訂的雙邊投資保護協定,合理地選擇中間層控股公司設立地,能使項目在將來享 受到最大程度的國際投資保護協定的保護。這將成為一個極其重要的考量因素。

如果在投資來源國和東道國之間已經有生效的雙邊或多邊投資保護協定,投資人也可以對東道國與其他國家簽訂的投資保護協定進行研究,以期通過投資架構的設計,獲得更完善的投資保護。

例如,中國與津巴布韋之間本身存在生效的雙邊投資保護協定,然而該協定并不包含保護傘條款,且對征收以外的投資爭議提供了當地法院訴訟作為爭議解決機制,對中國投資人十分不利。而荷蘭與津巴布韋之間的雙邊投資保護協定則提供了更優惠的保護,中國投 資人也完全可以通過在荷蘭設立中間層控股公司的方式,同時享受荷蘭與津巴布韋之間和中國與津巴布韋之間兩個雙邊投資保護協定的投資保護。

縱觀利用某些仲裁機制“告東道國”的國際條約仲裁,目前活躍的仲裁申請方基本都是西方公司,這跟長期以來西方公司占據了國際跨境投資的現實是密切相關的。

隨著中國在“一帶一路”戰略上的深入和向資本輸出國的轉型,只有充分了解和利用投資保護協定,才能獲得條約提供的強有力潛在保護,在投資爭議出現時,中國投資人才會占據更為主動的地位。而能夠保留行使這個強有力武器的權利時點,不是爭議可能發生的 危機期,而是在項目前期架構和談判的蜜月期。期盼中國公司能夠在跨境投資項目中把握好時間點,充分利用國際投資保護協定,使得“走出去”的路更加通暢、順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