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開局年，上海開始2040規劃，在上一輪四個中心的基礎上，增加了科技創新中心這個重要維度。

這是一個充滿期待、困難重重的大戰略。在數位學者和企業相關負責人的眼中，政府在科創政策細化、高校人才培養機制、創業成本、激勵中小企業創新制度、企業與高校“強強聯手”機制，科技成果轉化路徑等方面，上海還需要持續努力。

無論是歷時兩年多編制的《上海市科技創新“十三五”規劃》，還是正在公示的上海2040規劃草案，都對上海打造全球科技創新中心提出了高要求、高目標。

上海社會科學院應用經濟研究所創新經濟研究室主任陳建勛認為，國家對科創中心建設，一直非常重視。兩年前就已經進入政策醞釀，今年提出相應政策。

城市發展研究院院長曾剛指出，上海打造科創中心，有中央政府層面的推動，“打造科技創新中心，中央給予上海高度支持，比如一些關于操作系統研發和國防信息領域的產業，都布局在上海”。

“科創中心政策啟動，非常具有改革意義。”陳建勛表示，打造科創中心，有利于重塑上海發展的動力，尤其是在上海土地空間匱乏、人口結構老齡化的情況下，科創力量就很關鍵，“不過，打造科創中心是一個生命周期，政策實施后，發現問題要再修訂，這是一個長期過程”。陳建勛指出，“近期，上海接受了三個國家戰略，自貿區，科創中心，一帶一路長江經濟帶，這三個戰略對于上海來說，形成了一個很重要的戰略系統——自貿區代表上海制度改革方向，科技創新中心是經濟發展新動力，一帶一路是未來科創中心空間。”

從產業面看，上海打造全球科創中心也是恰逢其時。

“目前國內產業，在簡單加工、材料工業方面遭遇發展瓶頸。鋼鐵產業發展低迷，化工行業也因為環保因素，在成本銷售方面有很大的壓力。這個時候，就需要一個新的產業，能夠成為經濟的新增長點。這個時候，打造科技創新中心成為上海產業升級的契機和方式。”曾剛告訴記者，正因為從這點出發，上海政府如今在新興產業、科技創新產業上、加大投入。希望開辟一條新道路，讓上海的經濟進入更高水平的發展，“目標是將上海城市經濟發展模式從吸引外資注入，逐步向產業研發的方向發展”。

打造科技創新中心，政府企業的角色定位非常關鍵。

“近幾年，上海對科創企業項目界定政策更加明確了。”滿街路援上海熙滿網絡科技有限公司創始人丁紫陽認為，相比前兩年，科創項目的專業性，以及界定標準方面，上海都有很大的進步，一些真材實料的科創企業，逐漸脫穎而出。

但是，在政策細化方面，惠充電創始人李智博表示，政府這兩年在市場導入方面，政策并沒有細分化。如今上海新規不斷，但是對各個領域的具體政策，尤其是關于一些準入門檻的問題，反而給中小科創企業的發展帶來了阻礙。

陳建勛認為，從政府角度來看，改革管理體制，對推進科技創新非常關鍵，政府職責是規范市場，而不是代替市場規劃安排市場要做什么，“所以有一點很重要，就是產業發展不能靠規劃，而是要規范”。

哪些與科創中心建設相關的制度需要推進改革呢？

陳建勛說，“比如科研資金的發放、配套的方法，對科研成果的評價體制，都需要政府在管理制度上破局。”

曾剛則表示，在上海科技創新領域出現一種趨勢，大型國有企業承擔了部分科創領域重任，“這是個積極的現象，但是，研發領域一直面臨高風險，而國企在承擔風險方面，非常謹慎，甚至很脆弱”。“美國的硅谷提倡‘寬容失敗’，在國內，科創研發領域，對大型企業同樣需要‘寬容失敗’。”曾剛認為，一方面，國企應該思考如何從制度上進行改革，完善研發風險機制方面的政策。另一方面，大型企業研發人員的利益分配制度、激勵制度也需要完善，“沒有激勵機制，怎么能讓科研人員使出‘洪荒之力’呢？”

打造全球科技創新中心，企業的力量如何彰顯？

陳建勛認為，目前科技創新企業有三種。第一種是跟著市場創新，以市場為導向進行創新創業。第二種是跟著政府創新——政府扶持什么，他就做什么，這背后的利益驅動，就是政府的扶持資金；第三種，就是跟著資本創新，千方百計編概念，進行融資。實際上沒有取得任何效益，也沒有稅收貢獻，“第一種創新需要鼓勵，第二種和第三種企業則需要政府去引導”。

最近一年，上海高新技術企業數量增長50%，外資研發中心突破400家，賀利氏便是其中之一。作為一家世界500強的跨國企業，賀利氏光伏去年在上海建立研發中心，今年升級為亞太高級技術研發中心。

“越是新興市場，越是需要建立研發中心。”賀利氏光伏全球業務單元總裁李海德（Andreas Liebheit）指出，去年選擇來上海，是為了適應整個市場的發展趨勢，包括客戶的需求變化，以及內部的業務發展需要。李海德來到上海之后，明顯感覺到，公司響應客戶需求的速度大大加快，公司更新換代產品能力更快，產品市場份額上也有增加，“舉個例子，過去兩年，在全球導電銀漿市場上的份額也從15%，翻倍到了30%。通過在中國研發實力的增強，我們可以隨時應對市場和客戶的變化”。

他指出，在太陽能領域，以上海為中心，包括周邊的蘇州、無錫在內，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一個太陽能集群社區，“目前來看，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雖然放緩，但是行業前景非常好，在上海發展我們的光伏產業，我很有信心”。對于上海的科創環境，李海德表示，“研發中心在上海閔行區，當地的政府，包括一些其他的政府機構，給予了很多的支持，上海的研發科創環境相當不錯，各方面都給予了支持。”

大企業看重政策環境和行業環境，小企業則更看重創業成本。

“對比深圳、無錫，我對上海科創環境感受最深的是，創業成本太高。”丁紫陽告訴記者，租房成本的巨大甚至對中小企業人才招聘方面產生了一定了影響。“希望出臺一些地方性的政策，針對科創企業項目內的政策，比如人才引進補助計劃，幫助一些人才積分落戶。”丁紫陽表示，前兩年雖然上海也在進行科創中心打造，但是政策方面對接性并不是特別強，科創企業的選擇是和資本對接。

惠充電創始人李智博指出，北上廣深一直是全國科創環境比較好的城市，尤其是上海，“但是，不可否認的是，上海的創業成本非常高昂。希望政府在政策方面能對中小企業有進一步的優惠補助”。

“我們面臨的情況是擔憂人才流動。”上海巽騎驥網絡科技有限公司CEO紀曉虎說，由于上海的居住出行成本過分高昂，導致很多科創企業在人才方面流失嚴重。紀曉虎表示，如今，張江園區給了很多科創公司良好的發展空間，加上海政策推動，未來的科技創新環境肯定會更加美好。“希望能夠將上海的中小科創公司進行聚集，建立一個配置完善的科創園區，如同張江這樣，建立良好的科技創新氛圍，讓科創企業們擁有更多更高的發展空間和平臺”。關于科創企業方面，希望政府政策落到實處，比如可以多多建立人才公寓，解決一些剛來上海人才的住房問題，相對減低住行成本。

對于一些中外科創企業，一些實驗室以及科創企業很長時間無法招聘到合適的人選，李海德坦言，人才問題是賀利氏需要面臨的一個挑戰。“最大的挑戰就是人才儲備問題，我們不能直接用一些剛畢業的大學生。平均每兩個星期，有20個面試，20個面試中，我們會挑選一個人，也就是基本上一個月會新雇傭兩個研發人員。”李海德坦言，招進來后，公司還需要在人工培訓方面提供很大的投入，這些員工才能成為一個合格的、能夠從事研發工作的人員。

“中國員工的創造力與我們理想有一些差距，所謂的創造力就是一些新奇想法、瘋狂的想法，有一些突破性創造新的平臺，新的產品架構的這種能力。目前來看，中國還是比較欠缺的。”李海德表示，正是因為這個原因，他們也把一些基礎性的研發工作仍然保留在歐洲和美國，上海這里的研發團隊，主要從事產品開發和改良，調整適應中國客戶需要的方面。

一位高校教授提到，目前上海乃至全國的技術工人、技術工程師都非常稀缺，這已經形成一個產業化的問題。而這些產業化人才的缺失，會導致產業科技創新力量薄弱，最終導致產業結構發展的不平衡，產業發展緩慢。

曾剛認為，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有很多，主要是國內大學機制，與社會和企業的需求有不小的距離，大學的組織架構（從管理層面上）更是與企業沒有太大的關聯，“很多國內高校在培養學生方面，課程考核方面，并沒反映企業創新的需要。而高校專業分配方面，應該更多應用研究的專業，而非那么多理論研究專業。同時，高校不應該過分強調理論性，強調論文發表，這樣對實踐性人才的培養并不是有利的”。

陳建勛也認為，高校是人才最大的來源，但是國內高校現今的管理體制并不完善，“對比歐美國家的高校管理體制，就能看出區別。歐美國家上百個實驗室都建立在高校內。而在學生求學的過程中，如果有好的創意，可以立刻轉化為idea，轉化項目，轉化為學費。這樣一來，在大學中，就培養出寶貴的人力資源，畢業后立刻進入社會。”

“科創不是高高在上的事情，它需要與市場相結合。在德國，實驗室和研發部門都靠近企業生產車間。”曾剛建議，可以讓科技創新中心進入到高校，高校中的資源可以更好地服務于社會需要。這樣，上海科創中心會逐步變成教育的高地、教育的園區。

陳建勛認為，目前要考慮的是，高校應該建立怎樣的一個功能體制去支撐創業。比如以色列的學校，就會去教導學生如何申請專利。“在中國，高校是一塊龐大的人力資源，卻很少有人去開發。”陳建勛表示，對于上海來說，人才選擇目光要長遠一點、寬泛一點。而在人才結構體系中，更多地注重創新創業中可以將技術轉化為市場方面的人才。

（摘自《國際金融報》2016年9月5日第03版 記者 夏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