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各國所處的地域地質構造、成礦地質背景、生態環境以及其他多種因素不盡一致，導致各國的地球科學發展水平、資源稟賦、生態環境狀況等存在差異。我們亟需借“一帶一路”春風，加強與世界各國地學機構之間的密切合作，建立起全世界的地球科學“朋友圈”，大力宣傳普及地球科學知識，共同應對經濟發展對地球產生影響的難題，成為促進人類科學利用地球、管理地球、保護地球的領路人。
分享地質科技成果，推動科學理論和技術水平提升，共建科技之路
地質學是一門研究地球的物質組成、內部結構構造、外部特征、各層圈之間相互作用和演變歷史的學科。它為人類利用能源資源提供理論和技術基礎，服務地質環境治理、地質災害防治、基礎設施建設選址、城市規劃、海洋保護等各領域。有關最早的文獻記錄，公元前371年——公元前286年希臘《石頭志》，記載了金、石、土三類16種礦物。我國先秦時期的《山海經》，詳細記載了300余處礦產地，金、玉、石、土四類有用礦物七八十種，并對礦物的物理性質和用途做了描述。北宋沈括總結了海陸變遷的規律，發現了石油并預言“此物后必大行于世”，在《夢溪筆談》中還解釋了華北平原成因。而系統地質學的形成始于18世紀后期的德國、法國、英國等歐洲國家，以地層學的確立為標志。隨后又經歷了固定論與活動論、水成論與火成論、漸變論與災變論三大著名論戰，極大地推動了地球科學的發展。隨著地球科學的進步，人們越來越感覺到研究地球的重要性，并且在不斷突破地域的限制。1868年，德國地質學家李希霍芬到中國進行地質考察，歷時近4年，走遍了大半個中國（14個省區），在他的《中國》著作中首次提出“絲綢之路”概念。李希霍芬開創了中國系統地質調查的先河。直到1898年，因南京青龍山煤礦之需，江南陸師學堂附設的礦務鐵路學堂開設地質學、礦物學課程，地質學才算正式在我國傳播。以丁文江、翁文灝、章鴻釗、李四光等人為代表，遠赴重洋，開啟了向國外學習地質學的歷程，他們回國后創立了我國首個地質調查機構。之后我國的地質調查經歷了解放前的找煤炭為主，建國后的找鐵礦、鈾和石油為主，改革開放后的多礦種找礦和新時期能源資源與生態環境并重等不同時期的發展。
科學技術的發展極大提高和促進了人類利用地球和探索地球的能力。人類是在特定階段從事特定的生產生活過程中逐漸認識地球、逐步掌握地球科學規律與探測技術，從而更好地利用地球。板塊構造學說的產生，解決了以往大陸漂移學說和海底擴張學說中許多懸而未決的問題，使人類認識到了地質運動的本質，極大推動了學科的發展，在地質找礦、地震預報等方面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物探、化探、遙感、鉆探、測試分析等技術的快速發展，在資源普查、環境災害監測、農業、林業、軍事等方面應用廣泛，讓人類看得更深、望得更遠、探得更準。時至今日，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圍繞解決人類的資源、能源、環境和災害等方面的難題，人們已不再局限于某一地域甚至地球，將目光投向月球甚至火星等行星，大膽探索與擴展人類活動的空間。現今的“深海、深地、深空”探測，在考驗人類智慧極限的同時，更需要跨學科、跨領域、跨國界的合作，需要分享全世界地質科學成果，建設科技絲綢之路，促進各國合理利用地球、科學管理地球。
加強能源資源合作，促進優勢互補與集約節約利用，共建繁榮之路
能源資源是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物質基礎，90%的一次能源，80%的工業原料，60%的農業生產資料，30%的生活用水都來自能源資源。地質構造的復雜性和成礦地質背景的差異性，導致全球能源資源分布極不均衡。據初步統計，“一帶一路”沿線65個國家油氣資源儲量占全球三分之二，潛在資源超過全球一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96%的石油分布在沙特阿拉伯、伊朗、伊拉克、科威特、阿聯酋、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卡塔爾和中國等國家，消費主要集中在亞太、中東歐等地區；73%的天然氣集中在伊朗、俄羅斯、卡塔爾和土庫曼斯坦等國家，消費主要集中在亞太、中東和俄羅斯等地；61%的鐵礦石主要分布在俄羅斯、印度和烏克蘭等國；56%的銅主要分布在俄羅斯、印度尼西亞和蒙古；48%的鉛鋅主要分布在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印度和波蘭；83%的金主要分布在俄羅斯、印度尼西亞、烏茲別克斯坦和中國；92%的鉀鹽主要分布在白俄羅斯、俄羅斯和以色列。
據《“一帶一路”貿易合作大數據報告（2017）》統計，電機電氣設備、礦物燃料等是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出口、進口最多的產品，凸顯能源資源在“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的重要地位。“一帶一路”沿線64個國家（不含中國）人口總數為32.1億人，占全球人口的43.4%，2016年GDP之和預測為12.0萬億美元，僅占全球GDP的16%。“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底下且發展不平衡，隨著各國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的加快推進，對能源資源需求不斷增長。能源資源分布的不均衡，決定了任何一個國家很難依靠本國能源資源支撐和保障工業體系以及國民經濟體系的發展，加強“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能源資源產能合作成為謀求經濟共同發展的重要出路。我國《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提出，“加大煤炭、油氣、金屬礦產等傳統能源資源勘探開發合作，推進能源資源就地就近加工轉化合作，形成能源資源合作上下游一體化產業鏈。”一方面可以實現國家之間能源資源的優勢互補，為建設繁榮絲綢之路提供能源資源保障，另一方面通過共同配置可以實現能源資源的節約集約利用。
協同修復生態環境，保護共同家園和營造美好環境，共建綠色之路
水、土、大氣污染，是人類粗放式發展給地球造成的重大傷害。地球上的許多國家，都遭受過或正在遭受環境污染。當今世界面臨氣候變暖、臭氧層破壞、生物多樣性減少、酸雨、森林銳減、土地荒漠化、大氣污染、水體污染、海洋污染、固體廢物污染等十大公認環境問題，嚴重威脅人類及其它生物的生存。2015年，瑞士綠十字會發布環境毒素報告顯示，全球污染最嚴重的10個地方分布在8個國家，分別是加納的阿格博格布洛謝地區、烏克蘭的切爾諾貝利、印尼的芝塔龍河和加里曼丹、俄羅斯的捷爾任斯克和諾里爾斯克、孟加拉國的哈扎里巴格、贊比亞的卡布韋、阿根廷的馬坦薩河——里亞丘埃洛河流域、尼日利亞的尼日爾河三角洲，以上地區，基本上都屬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污染范圍之廣、污染物成分之雜、危害程度之深、治理難度之大，無一例外都是人類不合理的工業活動造成的結果。除人類活動引起的環境污染以外，“一帶一路”沿線大部分國家生態環境脆弱，中東、中亞、中國西北以及北非等區域，土壤比較貧瘠，沙漠戈壁和荒漠所占比重較大。蒙古國超過75%的國土面積面臨著沙漠的威脅，是荒漠化最嚴重的國家和沙塵暴主要源頭之一。據報道，2017年5月4日——5日，侵襲中國近六分之一的國土面積的強大沙塵暴，主要起源于蒙古國南部和我國內蒙古中西部，生態環境惡化已經超越了國家界限。發揮地質工作在生態環境治理方面的作用，建設綠色絲綢之路，需要國家之間形成合力，全面謀劃，協同作戰。
與其他國家一樣，我國在工業化進程中也未能獨善其身，環境污染已造成一系列社會問題。好在近幾年各方面均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民眾渴望呼吸潔凈的空氣，吃上放心的農作物，喝上清潔的水；黨和政府關注和推進生態環境治理的力度和決心空前，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保護好生態環境，推動經濟、社會、環境協調發展，實現人與自然、人與社會和諧”；科研機構針對霧霾治理、土壤治理與修復、大江大河生態環境治理科技攻關等取得了良好進展。中國地質調查局針對我國西南石漠化治理，形成了獨具特色的中國經驗；初步建立了覆蓋全球陸地面積22%的地球化學基準網絡；基于國家地下水監測工程，形成了具有一套完整的技術體系、實施方案及管理模式；形成一套山地丘陵地區地質災害調查技術方法體系等。這些先進的防治技術、管理理念、工作模式都值得在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甚至全世界推廣。
查明地質災害分布，服務規劃建設與保障百姓安全，共建平安之路
地質災害，按照國務院頒發的《地質災害防治條例》規定，通常指由于地質作用引起的人民生命財產損失的災害。常見的地質災害主要指危害人民生命和財產安全的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縫、地面沉降等六種與地質作用有關的災害，這也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幾種主要的地質災害類型。“一帶一路”沿線的地質災害主要分布于天山—帕米爾高原—喜馬拉雅山脈、青藏高原東部—云南—南亞地區、菲律賓、印度尼西亞和高加索山脈等地區。其中，中巴經濟走廊和中伊土經濟走廊的帕米爾高原段，以及新亞歐大陸橋天山段，涉及國家有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中國。孟中印緬、中新經濟走廊云南及相鄰國外段、中南半島部分區域，涉及范圍包括緬甸東北部西部，泰國、老撾、越南三國北部，以及馬來西亞。以上地區均是滑坡和泥石流危害嚴重地區，以中巴經濟走廊地質災害問題最為突出。
“一帶一路”活動斷裂主要分布在歐亞大陸南部、地中海—喜馬拉雅—蘇門答臘活動造山系。自歐洲阿爾卑斯山、喀爾巴阡山向東經土耳其、伊朗，穿過帕米爾高原經喜馬拉雅山脈至川滇西部，再向南延伸至中南半島直至印度尼西亞，規模宏大，活動性強。其中，主要的邊界活動斷裂帶和構造帶，如土耳其的安納托利亞斷裂、印度板塊北緣的喜馬拉雅山前主逆沖斷裂帶、中國西部的祁連山與天山構造帶、印度尼西亞的蘇門答臘大斷裂等，是區域上主要地震、火山活動和大型地質災害等的分布區域。1999年土耳其7.8級地震、2001年印度8.4級地震、2001年中國昆侖山口西8.0級地震、2004年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9級以上強震、2008年中國汶川8.0級地震、2015年尼泊爾8.1級地震，以及最近的新疆塔什庫爾干5.5級地震等，發震頻率大、震級強，對老百姓的生命財產造成難以挽回的嚴重損失。
習近平總書記在5月14日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幕式上強調，交通運輸設施聯通是合作發展的基礎，聚焦關鍵通道、關鍵城市、關鍵項目，聯結陸上公路、鐵路道路網絡和海上港口網絡。自“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中國已與諸多國家展開了密切的合作，包括雅萬高鐵、中老鐵路、亞吉鐵路、匈塞鐵路、瓜達爾港、比雷埃夫斯港、努奧光熱電站、阿克套瀝青廠、特拉維夫輕軌、哥通橋等。這些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對推動“一帶一路”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帶動了地區經濟的發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要以建設平安絲綢之路出發點，在開展類似項目建設規劃前期和建設中，充分發揮地質的調查、研究與監測的基礎性先行性作用，查明沿線地質災害的分布特征和發展規律，科學判斷其潛在發展趨勢。在工程規劃選址中盡量避開地質災害易發區，在已建設的基地要開展監測預警，建立完整的防災減災體系。
奏響“一帶一路”建設中的地質“大合唱”，中國已經在行動。中國擔當起地質大國的責任，與“一帶一路”大部分國家形成科技共同體、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一方面，中國地質調查局自2004年起，緊緊圍繞非洲“三網一化”和十大合作計劃、中拉合作規劃、“一帶一路”倡議等，對包括亞洲、歐洲、非洲和美洲近90個國家和地區學員進行培訓共計34期，培訓的學員從副部長到普通技術員共計800多人。另一方面，通過設置“一帶一路”基礎地質調查與信息服務計劃，利用我國先進的地質與地球化學填圖、衛星遙感等技術開展國際合作，已與蒙古國、吉爾吉斯斯坦、巴基斯坦等27個國家，開展了地球化學填圖、成礦規律研究與合作編圖、礦產資源潛力評價等多內容的地球科學領域合作。中國與世界各國的地學合作，不僅推廣了中國先進的管理理念、技術方法，提升了發展中國家地質工作者在相關領域的專業技術水平，而且促進政府間合作，直接推動伊朗、塔吉克斯坦等近10個國家合作諒解備忘錄的簽署，為促進能源資源勘查開發與生態環境全球共治奠定了良好基礎。此外，由中國科學院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倡導的“絲路滄海”計劃，在研究地球歷史上曾經存在的特提斯大洋開啟與閉合、歐亞大陸與岡瓦納大陸碰撞的地球動力學過程及其資源、能源、環境效應，以及對現代海洋的影響等方面也正在進行有益探索。
鑒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無論是科技發展水平，還是地質結構與地質背景等方面差異顯著，導致“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資源與科技互補性需求、生態環境修復與地質災害調查緊迫性需求明顯。立足合作共贏，在經濟建設開啟新型全球化進程背景下，經濟共治與地球共治已成為一個整體。發揮地質科學在全球共治中的作用，需要加強以下幾方面的工作。
構建利益互惠機制。一是要建立“一帶一路”甚至是全球體系下的國際礦業合作新秩序，借力中國國際礦業大會，打造國際礦業合作交流貿易平臺，管理、協調各國礦產品有效需求和供給，實現能源資源互惠和促進產能合作。二是建立全球各國生態環境共管共治合作機制，以人為本，充分發揮先進國家的治理技術與經驗，積極幫扶弱國。
搭建信息共享網絡。一是依托互聯網信息優勢，建立“一帶一路”甚至全球地學聯盟，促進各成員國的地學領域合作與交流，共同分享地球科學的研究成果信息。二是發揮中國在全球環境污染共治中的引領作用，成立“一帶一路”甚至全球生態環境協同治理中心。該中心依托全球地球化學基準網，形成全球生態環境監測平臺，為各國政府、科學團體和社會公眾提供互聯網服務，支撐全球生態環境可持續發展。
打造科技創新平臺。一是通過政府或企業出資，開展雙邊或者多邊合作，加強各國重點成礦區帶尤其是跨界成礦區帶的綜合研究，掌握成礦地質背景和成礦規律，增加發現優質礦產資源的幾率。二是通過政府出資或接受民間組織捐贈形式，組織全世界優秀科研力量，針對生態環境治理方面的世界性難題，開展聯合科技攻關，提供全球生態環境治理修復方案。
推廣先進技術標準。一是積極推廣我國在綠色礦產勘查、礦產資源綜合利用等方面積累的先進技術標準，在合理利用能源資源的同時，減少對生態環境的污染和破壞。二是積極推廣我國地球化學調查、地質災害調查與防治等方面的標準，建立針對不同污染類型的地質調查、防治與修復的統一全球技術標準體系。
志合者，不以山海為遠。在經濟全球化加速、科技發展日新月異、信息化蓬勃發展的今天，世界各國的命運已經相互關聯在一起。“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吸引包括29位外國元首和政府首腦在內的來自130多個國家和70多個國際組織約1500名代表參加，也正體現了各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的共同愿望。習近平總書記提出：隨著全球性挑戰增多，加強全球治理、推進全球治理體制變革是大勢所趨。對因經濟快速發展造成嚴重影響的地球本身而言，亟需全新的規則和管理理念來共管共治。保護地球，人人有責，各國政府要將地球共治與經濟、政治全球共治結合起來。各國地學機構要樹立同一個地球、同一個地質理念，唱響保護地球的主旋律，在開展雙邊合作的同時，更應加強多邊合作交流，分享數據，分享人類共同的科學技術成果，共同應對挑戰，促進人類與地球和諧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