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構想，指出了中國提高全球資源配置能力之路。中國可持續發展受到了人均自然資源匱乏、外貿增長率下滑、對外投資不足等諸多因素的制約，“一帶一路”倡議在合作共贏、創造和諧世界等方面形成與霸權主義不同的國際經濟新規則新秩序，也有利于突破特里芬難題中資本輸出國的悖論循環，使中國借助多邊投資機制，充分發揮自己的優勢，有效提高全球經濟資源配置能力，闖出一條新的適合中國擴展對外經濟活動的路徑。
“一帶一路”倡議構想博大精深、內涵豐富，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予以詮釋解讀，筆者從“全球經濟資源配置之道”角度談點粗淺之見。
全球經濟資源配置之西方模式
“全球經濟資源配置”，對一國或地區而言，是指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所具有的在全球配置各種經濟資源的能力。這種能力的強弱，既反映著一國或地區對全球經濟走勢和發展的影響力，也反映著一國或地區利用全球資源來優化本國或本地區資源配置的能力，保障本國或本地區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能力。不難看出，提高全球經濟資源配置能力是開放型經濟國家（尤其是大國）在發展中追求的一個重要目標。
經濟全球化雖然是一個現代范疇，但受自然資源稟賦有限性（甚至稀缺）的約束，以占有并獲得盡可能多的自然資源為目的的活動早已展開。遠的不說，至少從15世紀左右開始，拓疆掠地就成為歐洲各主要列強的一個主要戰略。
600多年來的世界歷史發展過程展示了，全球經濟資源配置中的西方模式有著如下特點：
第一，以軍事暴力手段為重要機制。資源配置本屬經濟范疇之事，應當通過發揮經濟機制的力量予以解決，但在歷史上，為了擴展可控制的資源數量，在向海外推進中，歐美列強屢屢動用軍事暴力機制，通過船堅炮利強制性地打開他國或地區之門，掠奪被侵略國家或地區的經濟資源，因此，600多年歷程中大部分“在真正的歷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殺戮，總之，暴力起著巨大的作用”，在這個過程中，西方國家的發展“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載入人類編年史的”。但是以軍事暴力機制為支撐的全球經濟資源配置狀況難以持久，并非最佳選擇。這也是引致二戰后70年間西方國家不斷調整全球經濟資源配置機制的一個基本原因。
第二，以國際市場價格差異為重要機制。二戰后，在殖民地國家和地區獨立的背景下，西方國家轉而選擇了通過控制或壟斷國際市場的機制來擴展它們全球經濟資源配置能力，即以低廉價格從發展中國家或地區獲取農產品和初級產品，同時，以高昂價格向這些國家或地區輸出工業品或高端產品，由此，獲得巨量超額利潤，盤剝發展中國家。與軍事暴力機制相比，這種價格方式較容易為發展中國家所接受，運作成本較低且收益頗豐。僅僅依靠國際貿易機制，雖然可能影響到發展中國家的市場供求和經濟走勢，但它不容易形成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等方面的控制格局，因此，這一機制雖然為西方跨國公司等國際機構廣泛采用，但西方國家政府的舉措常常超出這一范疇。
第三，以資本輸出為重要機制。近70年，借助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在推進經濟發展中資本嚴重短缺的現實，西方國家大大加速了資本輸出的步伐。與貿易方式相比，運用資本輸出方式，在客觀上，既有利于支持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提高被投資國家或地區的就業水平（從而提高勞動者收入水平），又有利于繞開貿易壁壘的限制、擴展在被投資國或地區的市場份額，還有利于貫徹投資國影響或控制被投資國家或地區相關經濟運作的意愿。在通過股權、專利和合作等方式控制了被投資國家的重要工業和科技產業的背景下，西方國家可以利用這些機制，使得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政策、社會發展乃至政治傾向受到它們意圖的影響和控制。在這些投資過程中，西方國家不僅通過與國際貿易上的優勢相結合，獲得了在其本國難以得到的高額利潤，而且通過附加一系列非經濟要求作為投資的先決條件，獲得了僅以國際貿易方式所得不到的政治、文化、外交和社會方面的特殊權利和地位。
第四，以金融市場運作為重要機制。20世紀70年代以后，隨著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瓦解，金融市場在國際經濟中的地位快速提高，匯價、利率、股價和大宗商品價格等成為決定國際資本流動的主要機制，由此，通過金融市場投資運作進入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并由此影響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成為西方國家國際經濟戰略的一個主要選擇。在國際金融市場投資運作中，西方國家既可以通過影響國際匯價走勢來影響他國或地區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對外政策等，也可以通過影響各種金融產品的國際價格來影響他國或地區金融市場走勢和金融政策選擇，還可以通過國際的公司并購、資產重組等路徑展開股權投資和債權輸出。
全球經濟資源配置之中國面臨的挑戰
2010年，中國的名義GDP達到58786億美元，超過了日本的54742億美元，進入世界各國和地區的第二位；2014年，中國的名義GDP總量達到636463億元，按當期人民幣與美元的匯率折算，越過10萬億美元大關。但要保障經濟增長率在中高位區間的可持續發展，中國還面臨著一系列嚴峻的挑戰：
第一，人均自然資源匱乏。
第二，外貿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降低。2015年前7個月，中國進出口總值22244.47億美元，同比增長率為-7.2%。這既反映了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所引致的全球經濟疲軟從而各國和地區需求增長乏力給中國經濟增長帶來的負面影響，也反映了全球貿易和服務競爭加劇從而國際貿易條件趨于惡化，給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帶來的新挑戰。
第三，國際投資嚴重不足。1995-2014的20年間，中國外匯儲備資產快速增加。但近年外匯儲備資產的增加額在減少，而且資產增長率大致從在2位數區間運行降到2014年的0.56%，它標志著中國將告別外匯儲備資產快速增長的歷史。
外匯儲備資產的增加，在外匯來源角度看，既是貨物貿易順差增加和引進外資增加的結果，又是中國境內企業在海外發行股票、債券和其他金融產品的結果，它反映了中國貨物貿易產品的國際競爭力提高、國內投資環境改善和中國企業股權國際化程度提高等。但從外匯資產的使用角度看，則反映了中國的全球經濟資源配置能力并沒有隨著外匯資產流入的增加而相應地提高。
一個需要特別引起關注的現象是，2004-2013的10年間，中國的國際投資凈頭寸處于快速增加進程中，數額從2764億美元增加到了19960億美元，增長了6.22倍；但與此同時，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數額僅從527億美元增加到了6605億美元，遠小于國際投資凈頭寸的增加量。海外直接投資是一國或地區在全球配置經濟資源能力高低的一個主要指標，中國在這方面的進展緩慢，與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并發揮國際作用的地位是很不對稱的。另一方面，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巨額外匯儲備資產通過購買美國國債等方式，交付給了美國等西方國家，增強了它們的全球經濟資源配置能力。與此對比，中國只獲得了一個名義上的“外匯儲備資產”數額，缺乏最基本的經濟實惠。
中國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已經5年過去了。就名義GDP而言，2014年日本不足5萬億美元，僅為中國的一半不到。但就全球經濟資源配置能力而言，中國與日本相比還有不小差距。到2015年3月，日本的海外各項投資已達7487880億日元，如果按照120日元兌1美元計算，則日本的海外投資數額達到62399億美元，遠大于中國對外投資數額。另一方面，日本的對外投資有著快速增長的勢頭。2003年日本的海外投資數額僅為3129300億日元，但到2015年3月就新增了4358580億日元，增長了近1.4倍。在這些類型的海外投資中，增長最快的是“直接投資”。這反映了在這段時間內，日本全球經濟資源配置能力的提高。與在全球其他地區的直接投資相比，日本的海外直接投資更多集中于亞洲地區（尤其是東南亞地區）。借助于投資項目多、數額大和投資歷史長等優勢，日本成為中國在亞洲展開海外直接投資的一個強大競爭對手。
中國雖然是最大的外匯儲備國和債權國，但海外投資數額與美國、日本相比有著很大的差距，如果這種狀況在發展中難以充分調整，則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的地位和作用將受到嚴重挑戰。
第四，破解特里芬難題缺乏有效機制。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特里芬1960年在《黃金與美元危機--自由兌換的未來》一書中提出，在美元成為國際主要結算與儲備貨幣的條件下，美國經濟將處于兩難選擇之中，即美元要作為主要的國際貨幣流出美國，美國就必然出現長期貿易逆差，但長期貿易逆差必然引致美元貶值，而長期貶值的貨幣是不適宜作為國際貨幣的。換句話說，國際貨幣的幣值穩定在客觀上要求國際貨幣發行國處于長期貿易順差，但長期貿易順差則意味著該國貨幣難以流入國際市場，不可能成為主要的國際結算和儲備貨幣。這兩個內在機理是相互矛盾的，因此，形成了悖論。在貿易項破解不了特里芬難題的背景下，一些人試圖通過資本項來破解這一難題。
在已有的國際收支表范圍內和已有的國際經濟活動范疇內，要破解特里芬難題是幾乎不可能的。那么，中國經濟發展中面臨的特里芬難題挑戰有沒有破解之道？“一帶一路”倡議在破解這些難題方面有著超出已有理論和實踐的積極效應。
全球經濟資源配置之中國新突破
在現代社會中，經濟越發展、居民生活水平越提高，對基礎設施狀況的要求也就越高。但是，基礎設施建設往往有著投資大、工期長和經濟收益低等特點，在財政資金吃緊的條件下，要持續性進行基礎設施投資，是一件困難之舉，因此，亞洲乃至世界上許多國家和地區既苦于基礎設施落后、難以滿足經濟社會發展需求，又苦于缺乏足夠的建設資金來推進基礎設施完善，還苦于由此引致的經濟社會生活（甚至政局）不穩定。在此條件下，它們有著改善基礎設施狀況、保障社會經濟發展的迫切要求。“一帶一路”倡議以基礎設施建設為抓手，滿足了相關國家和地區的這些內在要求，因此，容易得到它們的積極響應和有效支持。
與傳統的國際貿易相比，“一帶一路”所展開的基礎設施建設投資有著三方面特點：第一，“一帶一路”在相關國家和地區范圍內展開基礎設施建設過程中，由于投資建設地區常常不能提供建設所需的全部建材、設備和工程建設團隊，為了保障工期推進和工程質量，需要從海外進口和引入建設條件，由此，使得這些基礎設施建設具有了帶動國際貿易和國際經濟合作的效能。第二，基礎設施建設具有不動產投資的功能。與生產性投資建設工業企業相比，基礎設施工程建設一方面根據工程特性需要各種復雜的建材、技術、設備和其他物資，另一方面，建設完畢后并不直接形成工業品的生產能力、提高相關國家和地區的工業生產能力。這些基礎設施建設工程竣工后，提高的是公共服務能力，因此，在多數情況下并不直接提高相關國家和地區的出口能力。第三，基礎設施建設既具有經濟建設的性質又具有民生工程建設的性質，它在提高相關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同時，提高了它們的社會福祉水平，增強了它們的醫療衛生、教育事業和文化發展的能力，因此，對經濟社會發展的持續性影響力遠遠超過了國際經濟中一般的貨物貿易。這些特點決定了，中國推進的“一帶一路”倡議將突破傳統的國際貿易框架和生產性投資機制，既有利于推進中國對外貿易的擴展，改善中國的對外貿易條件，提高中國通過外貿機制對全球經濟復蘇的貢獻率，也有利于形成投資與貿易相連的國際經濟發展新機制，還有利于提高相關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社會福祉。
與前些年中國企業單兵出海相比，“一帶一路”所展開的“走出去”戰略有著三方面特點：第一，“一帶一路”以眾多企業抱團出海為架構，又借助多邊機制，能夠在這些方面形成效率較高、成本較低的群體效應。第二，“一帶一路”在抱團出海的背景下，可以形成抱團取暖效應，不僅有利于相互形成外部經濟以促進內部經濟效率提高，而且在互聯互通機制的推進下，有利于相互協調相互推進市場開拓。第三，“一帶一路”通過多邊機制，使被投資國自身納入了投資者范疇之內，容易形成利益共同體，同時，隨著“一帶一路”投資項目向沿線各國和地區的延伸，這種利益共同體也將擴展到他國和地區，形成長久的合作共贏前景。
與傳統資本輸出中的金融運作相比，“一帶一路”實施過程中的金融支持有著三方面特點：第一，在以往的資本輸出中，實體企業的資本“走出去”主要運用自有資金和位于本國的金融機構借貸等金融服務，有著投資規模較小、金融機制較少和金融服務不充分等缺陷。與此不同，“一帶一路”借助亞投行、絲路基金等機制，能夠同時為眾多“走出去”的實體企業提供具有國際水準的綜合金融服務，從而，使得實體企業得到的金融支持更加及時充分。第二，在以往的資本輸出中，“走出去”的實體企業可以爭取被投資國的金融服務，但這種金融服務大多是“一對一”的“點式”格局，各家實體企業之間互不相連，很難形成金融服務的群體效應。與此相比，“一帶一路”的金融服務面對抱團出海的眾多實體企業，不僅可以形成“線式”格局，而且可以形成“面式”格局，使各家實體企業連成一片；不僅服務于中資企業，而且可以服務于外商企業，由此，容易形成片狀立體的綜合金融服務格局，有效支持各家相關企業的總體金融服務態勢。第三，在以往的資本輸出中實體企業所能得到的金融服務局限于金融機構已有的產品、機制和項目等，很難根據自己的特殊情況要求金融機構提供帶個性化的創新服務。與此不同，“一帶一路”的金融機制是一個創新過程，根據實體企業的發展要求，創新金融產品、金融機制和金融項目是其中應有的內容，由此，在服務于眾多實體企業過程中金融服務創新也將持續展開，使得實體企業的各種特殊要求能夠得到盡可能地滿足（這同時也是創新國際金融市場機制的過程）。
上述各項特點，決定了“一帶一路”倡議既有利于打破中國進入國際貿易、國際服務和國際投資等市場的壁壘，在合作共贏、創造和諧世界等方面形成與霸權主義不同的國際經濟新規則新秩序，也有利于突破特里芬難題中資本輸出國的悖論循環，使中國借助多邊投資機制，充分發揮自己的優勢，有效提高全球經濟資源配置能力，闖出一條新的適合中國擴展對外經濟活動的路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