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與能源相關的重要新聞較多。
國人首先關注的是天津危險品爆炸案與隨后山東淄博桓臺市化工廠爆炸案。8月22日20時56分，潤興化工發生一起分離器著火爆炸事故。來自山東淄博桓臺市官方微博的消息稱，截至23日1時50分，明火已經撲滅。桓臺縣政府新聞辦介紹，事故共造成1死9傷，目前，事故具體原因仍在調查中。
二是中國海關公布7月份中國進口煤炭2126萬噸，同比減少204萬噸，下降8.76%，但環比增加466萬噸，增長28.07%，是今年我國進口煤數量首次突破2000萬噸。
三是外媒《自然》刊登文章指出中國碳排放量被高估。四是中國風電裝機猛增，裝機容量破億。2015年上半年，我國光伏產業同比增長30%。成果可喜但風險顯現，中國應認清風險社會現實，加強風險防范。
天津港危險品爆炸造成慘重人員傷亡與財產損失，死亡失聯人數接近200人，僅保險公司損失就超50億元，天津負責人已承諾回購受損房屋，國家安監總局局長被查，知情人透露與天津案無關，只是時間巧合。而22日山東淄博桓臺市化工廠爆炸案造成一死九傷，更是提醒國人，隨后經濟增長與城鎮化發展，人員、能源向城市集聚，風險也在積聚，中國早已進入風險社會，中國應當認清風險社會現實，加強風險防范。
外電報道稱，中國化工廠、煉油廠等等能量高度集中廠家企業比世界任何一個國家都多，這些都是安全隱患，但中國不是沒有法律法規和相關專業規則，中國的規定往往達到歐洲標準，但對規則的遵守則是另一回事，就像中國的道路上，通常實施的是叢林法則，再加上潛規則和腐敗，天津、山東事故背后，是中國社會風險倍增。
另有外媒稱，爆炸對天津經濟帶來的損失是深遠的，天津是中國率先發展的城市之一，是進口化學品、原材料與汽車的運輸與物流中心，數量巨大的高活性化學噪音詹慧如此接近居民區的地方，這意味著不可原諒的無知或者蓄意逃避安全標準的行為。山東化工廠距離居民區不足1公里，且距離安全督查組離開僅一日！希望中國人能從爆炸事件中認真汲取教訓，以犧牲環境和安全標準來獲得經濟利益，最終受害者是所有人。
“中國面臨城鎮化工業化加速階段，人口、資源、資金、能源向城市特別是向大城市集中，風險也向城市特別是大型超大型城市集聚。據統計，一個農民成為市民，能源消費將增長3倍，中國城市化率每年增長一個百分點就是1300多萬人進入城市，滿足這一能源需求挑戰巨大，這固然是好事，因為市場經濟最怕沒需求，但目前中國石油進口依存度超過57%、天然氣超過29%，煤炭年進口量達2.9億噸，中國年消費煤炭已接近40億噸，這給中國環境保護造成巨大壓力。”這是中國能源網多年前提出的警告。
其實現代社會就是風險社會，德國人烏爾里希•貝克早在1986年，就將后現代社會詮釋為風險社會，人類改造世界能力增強也增加了風險，人類面臨著威脅其生存的由工業文明所制造的風險。人類社會充斥著組織化不負責任的態度，尤其是，風險的制造者以風險犧牲品為代價來保護自己的利益。西方的經濟制度、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不僅卷入了風險制造，而且參與了對風險真相的掩蓋。這值得中國人特別是能源界有志之士深思。
據海關總署發布的數據顯示，中國7月份進口煤炭2126萬噸，同比減少204萬噸，下降8.76%，但環比增加466萬噸，增長28.07%，是今年中國進口煤數量首次突破2000萬噸。早自2009年開始，中國便由煤炭凈出口國轉變成為凈進口國，煤炭的進口量更是一路飆升。尤其是2013年，中國煤炭進口量高達3.27億噸，刷新了中國煤炭進口量的新高。
隨著2014年《商品煤質量管理暫行辦法》等一系列限制政策的發布和中國經濟進入調整期，中國煤炭進口量開始出現大幅下滑。根據海關總署統計數據可知，中國2014年煤炭進口量為2.9億噸，下滑10.9%。今年的情況更是不容樂觀。資料顯示，今年1月份，我國煤炭進口量為1678萬噸，同比下滑38.4%，成為15年來最大單月降幅。
7月份，中國煤炭進口量出現罕見環比增長，究竟是何原因導致？專家認為是多重因素造成七月進口煤數量上升，一是高溫天氣帶來利好，導致用煤需求增大。7月16日，沿海六大電廠日耗合計較幾日前的50.2萬噸低位水平猛增至69.9萬噸的高位水平；下半月開始，市場行情有所好轉，到達北方港口的拉煤船舶略有增加，港口吞吐量有所增加。步入八月份，沿海六大電廠日耗合計更是創今年以來新高，達76.8萬噸，用煤需求增大進一步顯現。雖然7月份受“厄爾尼諾”現象影響，水電運行良好，但“迎峰度夏”期間耗煤數量較淡季還是有所提高。
二是澳大利亞煤關稅調整，主要出口國持鼓勵態度。上半年，中國進口煤炭排在前五位的國家分別為印度尼西亞、澳大利亞、朝鮮、俄羅斯和蒙古，中國共進口上述五國煤炭合計9530萬噸，占全部進口量的95.45%。而作為中國進口動力煤最多的國家，澳大利亞6月17日在首都堪培拉與國國簽訂了《中澳自由貿易協定》。該協定至明年1月1日起執行，協定規定焦煤關稅將從生效之日起從3%降為零，而動力煤由6%在兩年內降至為零，關稅的調整再加上主要出口國對煤炭出口基本上持鼓勵態度，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我國進口煤數量的增加。加上國際煤價下跌，價格優勢明顯。
今年以來，國際經濟復蘇緩慢、國際煤價總體下跌。目前，國際三大煤炭港口煤價已全線突破了60美元關口。截至8月初，澳大利亞5500大卡動力煤到華南港口含稅價為400元/噸，較秦皇島港煤炭到岸價低30元至40元/噸，在如此誘人的情況下，中國沿海地區采購進口煤意愿較強烈。此外，國際油價的下跌，致使澳大利亞煤炭的生產成本和運輸成本大降，大大刺激了澳大利亞煤的出口。這對中國產能過剩的煤炭企業帶來了競爭壓力和市場風險。
最近一期《自然》刊文稱中國碳排放量被高估，據專家一項最新的研究顯示，由于沒有考慮到中國煤品質量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國際機構可能大大高估了過去20多年間中國的碳排放量。這項發現或影響12月巴黎氣候大會對中國未來碳排放指標的評估。這份刊登于最新一期科學期刊《自然》的研究報告由中國社科院資助完成。
研究發現，2013年，中國的實際碳排放量要比包括中國政府在內的國際機構的估值少14%。而1990年至2013年間，中國實際累計碳排放量比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的估值要少120億噸，相當于中國年均碳排放量的15%。研究認為，以燃煤為主要動力的中國水泥生產行業的碳排放量尤其被高估了，其實際碳排放要比現有估值低45%。
報告作者們發現，中國油品和燃氣類的排放因子與國際機構推薦值相近，但煤的排放因子比IPCC推薦值要低很多。研究報告的聯合作者之一、英國東安格利亞大學氣候變化經濟學教授關大博在接受《自然》的采訪中指出，國際機構在計算中國碳排放時，預設中國的燃煤品質和美國、歐盟所使用的燃煤品質一致。但就他們從中國5000個煤礦取得的樣本來看，中國燃煤中大部分品質低劣，如褐煤，而這些煤的成分中往往含有許多雜質，碳成分要低于高品質燃煤，因此，燃燒同等質量的煤炭，中國低質煤的碳排放要低于美國、歐盟所使用的高品質燃煤。
“對于目前的科學研究和政治博弈來說，煤的質量是在考慮如何準確制定全球排放政策下被遺漏的重要環節。”關大博說。但這份研究也并不能摘掉中國最大碳排放國的帽子。研究計算得出的中國2013年碳排放量下限仍然比美國高出三分之二。但關大博指出，中國碳排放量被高估的事實可以在碳排放指標制定中，給中國經濟發展預留出一部分碳排放空間。很快，他們還會發表論文以證明被高估的碳排放值對中國過去十年的發展帶來了哪些影響。
但是有國際學者指出，中國官方公布的能源消耗量本身可能存在水分，這讓基于官方數據而得出的碳排放數據有低估的可能。《自然》援引奧斯陸國際氣候與環境研究中心氣候政策研究院GlenPeters的說法指出，中國政府近期上調了過去十年內的煤耗總量，幅度達12%到14%。而業界還在等待政府對過去十年中國煤炭進出口的數據進行修訂。這些數據修改有可能導致論文中統計的碳排放值上升7%。中國未來仍需要大力推進節能減排、發展低碳經濟與循環經濟才能保障中國能源安全與環境安全。
據媒體報道，中國風電裝機破億千瓦，提前10個月完成“十二五”目標；但同時也再次直面棄風現象反彈，并網消納步履維艱。“中國風電引領世界”的內涵不再限于年度風電裝機容量全球第一、風機出口量世界領先，它還應當包括中國風電產業從量變到質變的全部過程。
中國風能協會近日發布的《2015年1~6月中國風電裝機容量統計》顯示，今年上半年有270座風場開工吊裝，新增裝機共5474臺，裝機容量為1010萬千瓦，同比增長40.8%。其中，海上風電共裝機50臺，裝機容量16.6萬千瓦。從地域分布上來看，上半年吊裝容量最多的省份是新疆（154.4萬千瓦），其次是云南（裝機118.2萬千瓦）、內蒙古（78萬千瓦）、山東（65萬千瓦）、山西（62萬千瓦），順列第2至第5位。海上風電主要分布在江蘇和福建兩省，金風科技在江蘇大豐分別吊裝1臺2兆瓦、1臺3兆瓦、1臺6兆瓦的實驗樣機，上海電氣在江蘇如東分別吊裝22臺2.5兆瓦和22臺4兆瓦機組，在福建莆田吊裝3臺4兆瓦機組。
來自中國風能協會的統計數據顯示，今年1~6月裝機容量排在前5的制造企業與2014年相同，分別為：金風科技208.2萬千瓦、聯合動力133.8萬千瓦、明陽風電120.3萬千瓦、遠景能源101.3萬千瓦、湘電風能82.8萬千瓦。與去年同期相比，金風科技與明陽風電同比增長均超過90%；另外，重慶海裝2015年上半年裝機量表現突出，達76.4萬千瓦，由2014年第9位上升到第6位，同比增長82%。
從機型分布上看，2兆瓦機組終于超越1.5兆瓦機組成為上半年裝機的主力機型，裝機臺數為2465，容量達509.6萬千瓦，占到上半年全部裝機容量的50%；1.5兆瓦機組裝機臺數為2409，容量達361.35萬千瓦，占全部裝機容量的35.8%。1.5兆瓦與2兆瓦機組占全部裝機容量的85.8%。
2015年1~6月，中國風電出口明顯好于去年同期，有出口訂單項目的制造企業共6家（不包括外資及合資企業），去年同期僅有2家。分別出口到8個不同國家，訂單總計305臺，共49.4萬千瓦。上半年已經發運機組67臺，共12.7萬千瓦。
但中國風電并網消納壓力加大，風電消納問題的解決卻未能完全跟上回暖的步伐。專家認為，主要原因是：一是今年來風情況好于去年同期，客觀上增加了并網運行和消納的壓力；二是全國電力需求放緩導致風電本地消納不足；三是各地火電項目建設規模維持較高水平也加劇了風火矛盾。考慮到“搶裝潮”下半年還將延續，加上整體的電力需求增長放緩，未來一段時間內的棄風狀況都難有好轉。加上多年前就已發現。隨著全球變暖，全球風力呈下降趨勢，發展風電應考慮并網與風力下降風險。
同樣太陽能產業發展迅猛，一是企業生產經營持續好轉。產品價格穩中有升，企業經營普遍好轉，國內前4家多晶硅企業均實現滿產，前10家組件企業平均毛利率超15%，進入光伏制造行業規范公告名單的29家組件企業平均凈利潤率同比增長6.5個百分點。
二是產業規模繼續穩定增長。上半年全國多晶硅產量7.4萬噸，同比增長15.6%，進口量約6萬噸；硅片產量45億片，同比略有增長；電池組件產量19.6GW，同比增長26.4%；硅片、電池、組件等主要光伏產品出口額77億美元。據初步統計，上半年中國光伏制造業總產值超過2000億元。
三是行業發展秩序漸趨合理。《光伏制造行業規范條件》（2015年本）發布實施，進一步引導行業發展秩序趨向規范。工業和信息化部會同能源局、認監委發布《關于促進先進光伏技術產品應用和產業升級的意見》，建立光伏應用市場門檻，引導行業技術水平提升。
四是國內外市場發展持續趨好。全國新增并網光伏裝機量7.73GW，累計裝機量達35.7GW。中國企業加速拓展亞非拉新興市場，并開展海外建廠，據不完全統計，已建成海外產能電池800MW、組件1.5GW，在建及擴建達3.2GW和3GW；對歐美出口占比降至約30%，歐美“雙反”影響進一步降低。
五是關鍵技術工藝水平持續提升。單位產能光伏制造業投資繼續下降。多晶硅平均生產能耗繼續下降；骨干企業單晶及多晶電池平均轉換效率有所提升，背電極、異質結、高倍聚光等多種技術路線加快發展；光伏發電系統投資成本降至8元/瓦以下，度電成本降至0.6-0.9元/千瓦時。
六是行業資源整合持續加快。部分企業兼并重組意愿增強，以市場為主導的資源整合不斷加劇，具有較強市場競爭力的企業集團加緊通過產能、電站等的并購加速市場布局。上半年規范公告企業多晶硅產量全行業占比近90%，電池組件產量全行業占比超過70%。
綜合分析看，2015年下半年，我國光伏產業發展將呈平穩上升態勢，但當前產業發展面臨的結構性矛盾依然突出：制造業競爭力提升乏力，光伏企業融資困難，發電補貼與系統成本、裝機容量聯動機制亟待健全等。在一定時期內，光伏產業發展仍將處于深度調整階段，企業兼并重組和資源整合將不斷加快，優勢企業憑借技術、資金、管理、品牌等方面的優勢將進一步搶占市場先機。光伏產業發展仍面臨一定風險。
另據媒體報道，中國用電量增速放緩，火電裝機增速卻“逆勢上揚”，火電設備利用小時持續下降，造成資源的巨大浪費。日前，中國水力發電學會副秘書長張博庭在由中國水力發電學會舉辦的棄水座談會上表示，截至2014年底全國火電裝機容量約9.2億千瓦，火電設備利用小時數為4706小時，如以較為正常的5500小時計算，全國火電機組過剩1.3億千瓦，以更高效率的6000小時算，全國火電機組過剩超過2億千瓦。據測算，全國火電機組過剩1.3億-2億千瓦，以4000元/千瓦造價為基準，投資額在5200億-8000億元之間，但這還不包括配套電網投資。但大唐發電、神華卻仍在新建火電項目路上“快馬加鞭”。
8月14日，國家能源局發布數據顯示，2015年1-7月，全社會用電量3.1668萬億千瓦時（1千瓦時等于1度），同比增長0.8%，相較于2014年同期4.9%同比增幅，明顯萎縮。2015年1-7月，中國火電設備利用小時為2531小時，減少259小時，預計全年火電設備利用小時數將低于4500小時。但目前已核準和發路條火電項目的發電能力已超過“十三五”新增電力需求。
2015年上半年，火電項目新投產2343萬千瓦，同比增長55%，各地火電項目核準開工步伐加快，核準在建規模達1.9億千瓦，已發路條（可以開展前期準備工作）約2億千瓦。但按“十三五”年均用電增長5.5%的測算，預計2020年全社會用電量約7.4萬億千瓦時，比2015年新增1.7萬億千瓦時。
專家指出，如放任這些項目全部在“十三五”建成投產，則2020年火電將達到13億千瓦，比2015年增加3億千瓦，預計2020年火電設備利用小時將降至4000小時左右。加上可再生能源加速發展和環保標準進一步嚴格，火電產能過剩與市場風險顯現。投資火電者應當關注這一風險。
（秦京午：資深能源評論員，原人民日報高級編輯。1951年出生，1977年冬參加高考，次年春入南京師范學院（現南京師范大學）新聞專業學習，1982年獲得文學學士，同年進入人民日報，并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新聞系，1985年獲得法學碩士，參與創辦人民日報海外版，負責地礦、能源、機械、環保、海洋、國土等領域報道。2011年底進入中國能源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