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各種節日氣氛上升，2013年接近尾聲，變革年的思索和探討也到了一個總結。宏觀經濟運行狀況怎樣？企業和資本市場最終應該怎樣結合？國企的海外并購是否都鎩羽而歸？轉型升級究竟需要拿捏好怎樣的尺度？在人民日報社中國經濟周刊和國務院國資委新聞中心共同主辦的“第十三屆中國經濟論壇”上，我們聽到了一些有益解讀。

海外并購復蘇，重大領域投資總額民企超國企

2013年年末，北京交通大學中國企業兼并重組研究中心照例要出一本中國企業年鑒。研究中心副主任張金鑫介紹說，根據報告數據，今年前三個季度國內并購的特點就是波動性比較大。

“前三個季度在海外并購看出一種復蘇的跡象，越往后表現得越好一點。我們8月份的交易量達到前三個季度最高峰，而9月份交易金額達到最高峰。在金融危機之后的最后幾年，我們的海外并購一直呈現一個快速增長的趨勢，但是在2012年的時候迅速下調。今年前三個季度無論從交易量還是交易金額來看，都已經超過去年全年的值，所以總體來看，海外并購的形勢更樂觀一點，但國內并購還在處于一個低谷中徘徊的階段。”張金鑫總結。

有意思的是，外資收購情況和政策緊密相連。自從2011年推出了并購審查制度，在這之后的2012年和2013年，外資收購數量銳減。張金鑫說：“全球經濟復蘇的形勢并不是那么樂觀，導致了外商在中國的投資可能還沒有很強的信心，所以對國內企業的收購表現比較少。這兩年表現情況很不好，應該引起我們監管層注意。”

與海外并購相對的是海外投資。其中民眾關注度較高的是海外礦業投資額。中國礦業聯合會副會長陳先達表示，海外礦業投資額民營已超國企。

“我們歷年來在海外投資礦業的有2000多億，800多個企業在進行項目投資。從2013年來看，投資的項目數比上一年下降了22%，投資額也下降了45%，但是礦業投資具體數額接近50多億。其中石油能源礦產的企業比較大。礦業的并購特點就是只要有一個大項目，就會帶動整體很高，只有一般項目或沒有大項目的時候，分布不均勻，但也能看出一個基本規律，從礦種來看，我們主要是銅礦、金礦和鐵礦，集中地域主要還是在澳大利亞、加拿大和非洲、拉丁美洲一小部分，澳大利亞依然排在第一位。”陳先達總結說。

企業參與方面，2013年的表現規律主要由原來的礦山企業和地勘單位為主的境外公司，逐漸發展到跨行業。2013年最主要的特點則是單一的國有企業、大型的礦山企業從總額上已經不再占據主導地位，民營項目和投資的絕對額加起來已經大于國有。

針對“中國礦業企業在海外的投資有八成不成功”的說法，陳先達認為并不好進行絕對計算。“因為礦業是一個非常專業的投資，投資周期非常長，規模又比較大，有些礦山企業是分步實施現金流的。”再就是地質環境的漸變性。一部分礦產資源有了開發，但外部條件可能還無法建成礦山，要往后延推三五年甚至更長時間進行改造，在改造并未完成的情況下，礦雖然已經找到，但是并沒有商業價值。所謂“八成的不成功”，大多因為有些東西可能在10年之內都無法形成現金流。

制造企業轉型：要重視“看不見”的價值

中國北方機車車輛工業集團公司副總裁余衛平認為，企業做優做強，有較大的話語權，就是轉型升級，在此過程中，企業要更加重視“看不見”的價值。

“制造要轉向服務”，這是與會的制造企業的統一認知。比如北車集團開始從簡單的產品制造、產品業務鏈，到實現為未來城市提供交通解決方案的轉變；比如從事超級計算機的曙光信息公司從對產品的研究到對產業鏈的整合，都是一種服務方向的轉型。

“計算機有它的特點，里面任何一個部件，都和另外一個部件有可比性，而且可以量化。也就是說它的成本和售價，是充分公開透明的。所以全球第一大的PC制造商也許平均的凈利潤，還比不過東莞的一個服裝加工企業。”曙光信息產業股份有限公司總裁歷軍說。

他認為，制造企業尤其是IT企業必須要做產業鏈的整合。因為云計算和大數據給大型計算機的未來發展提供了一個新的形式核心問題，即高技術水平和盈利多少已經不是最重要的，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會變成能不能給顧客提供足夠好的價值，同時獲得足夠好的反饋。

厲軍預言：“計算機再往后走5年，制造商是要送給大家的，而且還得給你一點錢。”因為“中國可能有100臺足夠大的超級計算機基本上就可以了，每個人的手機、筆記本，桌上的東西會越來越輕便，真正大量計算任務都集中到云計算中心里面去了。”所以在轉型過程中，企業的真正競爭力在于，要把提供給客戶“看不見”的東西在這個服務價值鏈里面能夠足夠長。

混合所有制經濟：改革帶來社會紅利

中國經濟論壇學術委員會主席、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在論壇討論中表示，混合所有制經濟的發展是實現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無論對國企、民企都有極大的意義。對國企來說，混合經濟所有制能夠真正建立完善的健全的法人治理結構；對于民營企業，則能夠鼓勵他們打破傳統家族制度的局限，更加有利于民營企業的發展和壯大。

“資本的力量不是看資本本身的數量多少，而是看資本所控制的數量多少，1000億投資100%國有你能控制1000億，50%能控制2000億，這個才能搞清楚這個企業。”厲以寧說。

他認為國有企業的資本體制要進行主要改革，管資本而不是直接管企業會更加靈活。“資本就有流動性，產能過剩和效益不好的企業我們把它撤走，這樣國有資本就能夠發揮更大的作用。”他建議國企走股份制和上市公司道路，除了一些個別產業，都可以完全按照法人治理結構來調節，股東會、監事會，再加上聘任總經理等治理結構的管理，就能夠跟民營企業同時成為獨立的市場主體，共同既競爭又合作。

而民營企業競爭體制的轉型，主要在于觀念的改革。“很多民營企業是從小企業起來的，它帶有小生產者的意識，不適合現代的意識，比如說‘肥水不流外人田’。但現代企業為什么要上市？就是為了提高資源的配置效率。再就是企業傳承的問題，第二代是不是一定能夠管好企業？當這個企業已經突破了家族制范圍以后成為公眾的企業，家族制是否依舊能適用企業，是應該思考的問題。”厲以寧建議，民營企業首先應該“選賢”，用“員工持股”的方式讓更多有才能的人參加管理，鼓勵他們打破家族制的范圍，走向混合經濟道路，只有“讓其他經濟成分進來，才能更有利于民營企業的發展壯大。”

對國企來說門檻降低、放開，歡迎人家進入國有的資本的配置要作為企業的調整，隨著今后經濟的發展走向混合經濟所有制，混合經濟所有制能夠真正地建立法人治理結構，而且是完善的、健全的法人治理結構。

無論是企業轉型升級，還是經濟體制改革，都會共同創造出“社會紅利”。厲以寧認為：“我們應該更多地關心社會和諧紅利，但這種紅利它不是短時間就能夠實現的，改革就是它的成績，只有通過改革我們才能逐漸地得到這種紅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