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上，碳排放約束對經濟增長產生的直接效應，主要是在控制了碳排放水平和降低碳排放總量的條件下，經濟增長路徑會隨之發生變化，挖掘未來經濟增長潛力將轉向大力提升能源利用效率，提高單位碳排放帶來的經濟增長水平。由此，碳減排約束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可以建立兩種不同的路徑機制。
機制一
通過產業結構調整，進而推動資源優化配置，實現碳的“結構性減排”。也就是說，通過將有限資源優化配置到單位產值碳排放更低的領域，從而實現經濟結構優化和碳減排的雙重目標。
機制二
通過產業內部技術升級帶動生產效率提升，從而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實現碳的“效率性減排”。在這一作用機制下，資源結構并沒有得到優化配置，而是通過提高生產技術水平和技術效率，實現在既定資源配置條件下降低單位產值碳排放量和內涵式經濟增長。
基于上述分析，筆者認為可以將碳排放約束條件加入主流經濟增長分析范式，即將產業、生產要素的結構性調整和生產技術進步、生產效率提升的效率性調整納入經濟增長模型中，進而通過控制關鍵影響因素，模擬分析碳排放約束下的經濟增長收斂于最優理論增長路徑的演化特征。其中，機制一通過將碳約束施加于資本、勞動項，體現碳約束促進產業結構優化調整帶來的生產水平提高;機制二通過將碳約束施加于全要素生產率項，體現通過碳約束推進技術創新從而帶動生產效率提高。筆者根據研究特點和研究目標，充分考慮碳排放約束條件下平衡增長路徑和無碳排放約束條件下平衡增長路徑的差異性，構建了經濟增長R-C-K(Ramsey-Cass-Koopmans Model)模型。R-C-K模型是1928年12月由英國劍橋大學數學家和邏輯學家F.Ramsey提出并建立，是當代宏觀經濟學研究中重要的應用模型。R-C-K模型研究的中心問題是跨期資源分配，在確定性條件下分析最優經濟增長路徑，并推導得出滿足最優路徑的跨期條件。通過模擬不同碳排放約束強度下平衡增長路徑的動態變化過程，可以發現以下重要結論：
第一，當碳排放約束不發生變化時，有無碳排放約束對穩態中產出水平產生了較大的異質性影響。短期中，碳排放約束條件下，產出水平低于沒有碳約束的產出水平，帶來這一效應的現實解釋是：由于碳排放的宏觀調節作用，短期中將一些落后產能、使用效率較低的要素排除出市場，從而導致產出水平的短期下降。隨著碳排放約束政策的穩定推進，穩態產出水平呈現穩步增長，并且逐步超越沒有碳約束的產出水平，超出幅度呈放大趨勢。這表明，從長期來看，施加碳排放約束有利于促進經濟增長，并且通過產業結構優化調整、資源優化配置和生產技術進步、生產效率提高等作用機制能夠帶來更高的經濟增長穩態水平。
第二，當碳排放約束發生改變，且碳排放約束所帶來的技術進步上升速度小于結構調整下降速度時，模擬的穩態產出水平在初始階段大于碳排放約束不變時的產出水平。但從長遠來看，政策變化是“趨劣”的，所帶來的產出水平雖然高于沒有碳排放約束時的穩態產出水平，然而卻低于碳排放約束不發生改變時的穩態產出水平。碳排放約束受制于碳減排的物理特性，在粗放型經濟體朝向集約型轉型的初期，碳減排力度較大，潛在減排空間較多，然而每一單位能源轉化存在物理上的不變性，并不能一直將這一過程持續下去，所以通過機制一實現碳減排目標會導致碳減排的空間越來越窄。
第三，當碳排放約束發生改變，且碳排放約束所帶來的技術進步上升速度大于結構調整下降速度時，模擬的穩態產出水平在初始階段小于碳排放約束不變時的產出水平值。但從長期來看，政策改變是“趨好”的，碳排放約束變化所帶來的產出水平不僅高于沒有碳排放約束的產出水平，更是要高于碳排放約束不變條件下的穩態產出水平。所以從長遠來看，實施碳減排約束真正對產出水平提高起到關鍵作用的是機制二，隨著新技術、新發明的不斷運用，將會從技術進步、效率提升等方面帶來越來越多的碳減排空間，碳排放約束所帶來的技術進步、效率提升是經濟長久增長的主要動力來源。
比較發現，雖然碳減排約束的作用機制一和作用機制二均對穩態下產出水平產生較大的影響，但機制一中的產業結構調整是有終點的，而機制二中的技術進步卻是無止境的。因此，碳排放約束的第一種作用機制的影響力將會越來越小，而碳排放約束的第二種作用機制的影響力將會越來越大，充分發揮機制二中技術進步的作用，將更有利于實現經濟系統穩態下產出水平達到更高的穩態值。筆者認為，實施碳排放約束政策可以內在地影響產業結構、自主創新、固定資產投資、經濟外向型等有利于經濟增長的因素，在經濟發展新常態下實現經濟低碳增長轉型。為此，需要在科技創新、產業結構調整、財政金融改革和監管考評體系等方面綜合推進相關工作。
一是強化科技創新驅動低碳發展這一核心引擎，加強低碳科技自主研發和引進消化再吸收，加快相關成果轉化應用，建立健全低碳科技創新評估和激勵機制，依靠創新推動傳統產業優化升級和支撐引領低碳增長。
二是構建高端、高效、低碳、綠色的現代產業體系，逐步探索實現低碳增長和產業結構升級的雙贏路徑，實現產業結構合理化、高級化與低碳化的和諧統一。
三是完善低碳發展財政金融支撐體系，強化財稅政策在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中的導向功能，探索采用碳排放權、排污權、用能權、用水權等收益權，以及知識產權、預期綠色收益質押等增信擔保方式，拓寬綠色金融擔保增信渠道。
四是改善“以GDP論英雄”的政績考核評價機制，加快建立健全低碳GDP核算體系，構建促進經濟低碳增長的考評機制和激勵機制，使政績考核與經濟、環境、資源、生態、社會可持續發展相統一，確保實現低碳經濟發展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