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牛奶、日本馬桶蓋、韓國化妝品、美國手機……這些都是暢銷的“海淘”商品。這并非所謂的“崇洋媚外”，而是折射出國人對產品質量的重視，以及國內“供給側”的不足。

以往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主要得益于需求側的刺激。這種偏重需求管理的宏觀調控政策，事實上取得了很大成效。我們不僅成功抵御了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也實現了經濟高速增長，使綜合經濟實力不斷擴大，2010年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但是，這種依靠需求側刺激實現經濟高速增長的實踐，很大程度上是充分利用我們后發國家的優勢。在后發國家追趕先行國家的過程中，通常會在一段時期內利用后發優勢，實現經濟高速增長，并快速縮小與先行國家的差距。之后，隨著后發優勢的逐步減少，經濟增速必然明顯回落。此時，中國經濟走到了一個新的臨界點。也就是，必須打造新的競爭優勢，推動產業發展邁向中高端。

這種新的競爭優勢不可能來自需求側，而是需要從供給側入手。喬布斯曾說，“人們不知道他們想要什么，直到你把產品放在他面前。”此話雖有些極端，卻道出了供給特別是有效供給所形成的競爭優勢對創造新需求的積極意義。

新常態下，中國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改變，但經濟運行中存在的深層次矛盾與問題，既有周期性原因，也有結構性因素，其中主要問題出在經濟結構上。

于是，2015年以來，中央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依靠“宏觀政策要穩、產業政策要準、微觀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實、社會政策要托底”五大政策支柱，通過緊緊抓住處置“僵尸企業”這個牛鼻子，深入推進“三去一降一補”，改善供給質量，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實現更高水平上的供需適配。由此，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通過存量調整和增量遞進兩個方面，夯實中國經濟持續增長動力，打造中國經濟新的競爭優勢。

十八大以來的5年，中國經濟中高速增長，經濟運行保持在合理區間，呈現穩中向好的發展態勢。2013-2016年，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7.2%，高于同期世界2.5%和發展中經濟體4%的平均增長水平，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讓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了更大的施展空間。

數據顯示，以“三去一降一補”為標志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取得實質性進展。

去產能方面，2016年，鋼鐵、煤炭產能分別退出6500萬噸以上和2.9億噸以上，超額完成目標任務。截至今年5月末，鋼鐵、煤炭去產能又完成當年任務的84.8%和65%。

去庫存方面，2016年末，全國商品房待售面積同比下降3.2%，其中住宅待售面積同比下降11.0%。去杠桿方面，2016年末，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資產負債率為55.8%，比上年下降0.4個百分點。

降成本方面，2016年，“營改增”試點全面推開，全年降低企業稅負成本5700多億元，今年力爭減稅降費達到萬億元人民幣。

補短板方面，圍繞城鄉中小水利治理加固、重大軟硬基礎設施和脫貧攻堅等領域，擴大有效投資，加大補短板力度。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利于減少低端和無效供給，擴大中高端和有效供給，也有利于推動新技術新產業新產品不斷涌現，在結構優化的同時讓新動能生根發芽并不斷發展壯大。中國經濟保持穩中向好的發展態勢，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自有一份重要貢獻在其中。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絕不是“短平快”的燃眉之急，而是關系中國經濟發展大局、關系全面深化改革具體落實的長遠之舉，對打造中國經濟核心競爭力和保持中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有著重要的戰略意義。因此，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一以貫之、持之以恒。

當前和未來，除了繼續推進“三去一降一補”，更重要的是繼續加強體制機制創新，不斷釋放改革紅利。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很大程度上應歸功于體制機制創新的結果。十八大以來的全面深化改革，實質上就是一場深刻的體制機制創新。

所以，對于作為全面深化改革必要組成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而言，發揮體制機制創新的引領作用亦顯重要。在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以“放管服”改革這樣的體制機制創新進一步塑造公平公開公正的市場競爭環境，調動微觀主體的積極性，形成向好的市場預期，借此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向深入，推動中國經濟穩中向好并實現持續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