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國務院正式發布了《“十二五”控制溫室氣體排放工作方案》，明確了“十二五”單位GDP溫室氣體排放量下降17%的減排指標。與此相配合，一批省市如北京、天津、上海、重慶、湖北、廣東及深圳市等將率先開展碳排放權交易試點，以期通過市場機制的建立，切實推動經濟向低碳轉型。

　　碳排放權交易制度的建立可以通過市場使碳排放權的稀缺價值得以充分挖掘，使減排主體能夠在信息更加對稱的機制下對減排的投資收益予以決策，也可以最終使得不同地區、不同行業的碳減排成本趨于均等化、全社會節能減排成本最小化。

　　以碳排放強度約束指標為基礎、開展排放權交易，是我國資源環境管理實踐的又一重大創新性舉措。從命令控制式的排放標準，到依賴市場的資源、環境稅收制度，再到創建市場的排放權交易制度，我國的減排政策手段漸趨立體。其目標就是要使節能減排從政府主導走上政府引導、企業主導、市場推動的良性循環軌道。

　　但是必須看到，我國碳市場的起步處在一個相對特殊的時期，無論是外部環境還是國內條件，都相較目前最為成功的歐盟碳市場有較大不同。

　　在外部環境方面，歐盟碳市場的建立和發展是依賴于國際性的碳減排協議——《京都議定書》，起步初期即涵蓋了歐盟45%左右的溫室氣體排放源，參與交易的企業多達11500家左右，政策環境明確、市場容量較大。在排放權的供應方面，除規制企業所涉及到的排放權之外，還有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基于清潔發展機制（CDM）的特定項目所產生的排放權。而我國目前碳市場的發展則處在國際碳減排合作機制尚未明朗的特殊時期，盡管歐盟一再表明其堅持發展區域性碳市場的態度，但是對來自于發展中國家的碳減排信用是否可以繼續合法交易卻存在諸多質疑。而其他一些志愿性碳減排交易市場的發展表明，在缺乏強制性減排目標的情況下，志愿性碳排放權交易不確定性非常大，無法形成有效穩定的市場。

　　我國目前的碳排放強度約束性指標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總量約束，而是一個相對指標。在各區域、各部門產出增長不確定情況下，相同的強度指標就意味著不同的排放總量指標，這就給各試點區域在排放權分配上提出了極大挑戰，而排放權的分配又直接關系到市場是否能夠形成有效價格、排放主體之間的額度分配是否公平、排放主體是否有動力參與交易，以及履約行為是否能夠確保減排目標的實現等等。

　　而從國內基礎來看，盡管我國在“十一五”期間完成了單位GDP能耗下降20%的目標，取得了很多發達經濟體都無法取得的成效。但不可回避的是，這種“中國模式”的短期成功并不意味著一個有效的節能減排市場能就此建立。

　　根據國際經驗，總量控制與交易機制成功的關鍵要素涉及到以下六個方面：嚴格的總量控制；全方位的監管機制；有效的激勵設計；高度的法律相容性；合理的機制目標；相對較低的運行成本。

　　就理論上而言，“嚴格的總量控制”是環境治理和資源管理目標的數量體現，實際上是通過限制供給數量來實現環境稀缺價值向具體交易標的物市場價值的轉變。“全方位的監管機制”是實現環境治理有效性的根本途徑，實際上通過限制搭便車行為來確保市場的正常運行。“有效的激勵設計”是確保參與市場的交易主體始終有動力，防止市場波動和不可持續現象。“高度的法律相容性”是確保交易的監管、追溯、問責都有法律保障，以避免干擾市場的各種行為。“合理的機制目標”是要保證總量控制目標可控、可測、可分配、可交易，確保交易在市場的承受范圍之內。而“相對較低的運行成本”則是為提高政策的有效性和效率性，以較低的社會成本贏得較高的社會收益。

　　我國在資源環境管理領域的實踐時間較短，一直以來主要集中于區域性污染控制，對于溫室氣體排放這一全球性環境問題則缺乏最基礎的能力建設、制度設計和市場培育。因此，對于試點城市而言，促成當地企業參與排放權交易也許并非最迫切的任務，通過探索建立排放權交易市場，明確總量約束目標的設定機制、初始排放權的分配機制、排放主體的參與機制、排放行為的監管機制、市場泄露的規避機制等五大因素，才是直接關系到是否能夠通過市場化的交易真正實現社會總減排成本的最優化的關鍵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