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V與ICA，QERC與QELRO， KP與CA。

　　這一系列令談判之外的人看來有些不知所云的縮寫，代表了國際氣候談判中的三對爭議：“三可”(MRV)與國際磋商和分析(ICA)，量化減排承諾(QERC)與量化限減目標(QELRO)，以及《京都議定書》(KP)與《哥本哈根協議》(CA).

　　正是上述術語背后的數字與異議，構成了中美之間的僵局；在此之外的領域中，設立全新的全球氣候基金是坎昆會議可能達成的重要成果。

　　量化減排承諾與國際核查

　　10月4日~9日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談判天津會議，是11月份在墨西哥坎昆召開的COP16會議前的最后一次談判；在會場上中美僵持的境況下，其他締約方談判代表的日子有些過于輕松了。

　　印度代表團派出了15人的規模，然而印度代表團在談判期間的表現則非常寂靜；歐盟談判代表Artur Runge-Metzger，在第二天因病返回歐洲，留下歐盟輪值主席國比利時的談判代表Jurgen Lefevere獨守大局。

　　在歐盟缺乏領導力的情況下，以傘形國家和“基礎四國”所構成的兩個談判陣營，僵持在文章開頭點明的三對爭議之中。

　　“每當我們在談判中為程序問題爭論不休的時候，這實際上是個不好的信號。這意味著各國試圖找借口來阻撓在某些特定議題上達成共識。” 美國自然資源保護委員會(NRDC)國際氣候政策項目主任杰克·施密特表示，“我得知各國代表花了大量精力來討論如何組織討論。”

　　本來是應該試圖解開關鍵障礙的良機，一些國家卻用來在彼此面前堆積更多的障礙，施密特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

　　施密特所指出的程序問題，很大一部分，是存在于MRV與ICA以及QERC談判程序的先后順序方面。

　　在本報對美國談判代表喬納森·潘興的一次采訪中，他強調應在MRV和ICA方面先進行討論，而對量化減排承諾避而不談，僅僅表示，雖然美國目前氣候變化法案沒有通過，但是在明年美國還是要繼續推動，同時美國在這方面，對于《哥本哈根協議》的承諾是沒有改變的。

　　這也體現了美方在會場上的立場，避開量化減排承諾，先談MRV和ICA的細節問題。然而一個來自于美國代表團團長的口頭減排承諾，明顯令人難以信服。

　　一方面，根據NRDC在會議期間發布的一份關于中國設定的碳強度目標的報告，其中提出：“如果中國只履行之前的減碳承諾，而不在2010年之后繼續實行新的能源效率政策，其碳排放強度到2020年只能在2005年水平的基礎上降低37%，如果加大行動的力度，中國可能超過其設定的官方目標，其中包括在2020年之前進一步降低能源使用強度，帶來碳強度減少48%。”

　　另一方面，美國承諾到2020年實現在2005年基礎上減排17%的目標難以進入立法程序，在此種情況下討論對其他國家的MRV令人感到難以信服。

　　在10月9日的記者會上，中國代表團團長蘇偉點出了實質：“我的忠告首先要把自己的事做好，然后再去看別人怎么樣，如果自己什么都不做，光想讓別人做，這好像不是很公道的一件事情。”

　　此次天津會議期間，中方也在一系列的場合表示，中國并不反對MRV.

　　“因為MRV做出了明確的規定，首先要對發達國家進一步的量化減排指標進行MRV，是不是承擔了指標，落實得怎么樣，效果怎么樣，要有MRV的程序。”蘇偉表示，要對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技術轉讓、能力建設支持要做出MRV，這也是發展中國家能夠采取相應的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措施的一個前提。

　　發展中國家得到發達國家資金、技術、能力建設支持的減緩行動也要MRV，這點中方是接受的，蘇偉表示，中方對于ICA也沒有問題。

　　“我們的誠意還不僅止于此，而且還往前走了一步，我們自身的MRV自身之后的信息，提交給國際社會之后，如果其他國家對信息，對我們執行國內有關措施的信息還有什么問題，有什么需要澄清的話，我們也可以接受國際上的討論、磋商、對話、澄清，也可以就一些問題做一些分析，能夠增加透明度，所以我們往前邁了一步。”蘇偉表示。

　　《京都議定書》VS《哥本哈根協議》

　　在6日和8日，美國代表團主動出擊，潘興抨擊了中方和聯合國談判程序拖沓之后，美國氣候談判特使托德·斯特恩在密執安大學演講中提出，“中國在談判中的表現，就好像是《哥本哈根協議》(CA)從來沒有出現過一樣。”

　　“中方對于《哥本哈根協議》的立場是堅定的，我們是支持《哥本哈根協議》的，同時也堅定地支持把《哥本哈根協議》當中所包含的領導人所達成的政治共識，落實到兩個工作組的談判當中去。”蘇偉表示，“也許斯特恩先生是對的，中方并沒有按照美方所理解的美方對哥本哈根的解釋，來落實《哥本哈根協議》。”

　　“實際上我想他的演講對《哥本哈根協議》的政治共識作了曲解。”蘇偉表示，他在他的演講當中明確表示《京都議定書》是一個錯誤的體制，當然我們尊重美方不參加《京都議定書》的決定。
　　
　　“斯特恩先生對《哥本哈根協議》的解讀，就是說《哥本哈根協議》取代了《公約》的規定，取代了《公約》的原則，取代了《京都議定書》，等于是根本否定了《京都議定書》、《公約》、《巴厘路線圖》，這是我們不能接受的，也是廣大發展中國家所不能接受的。”蘇偉表示，“如果他說我們沒有按照這樣的解釋去落實《哥本哈根協議》，我覺得我很自豪作為中國談判團代表。”

　　斯特恩此次講話實際上是對于天津會議期間傘形國家集團試圖修改、取消《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減排指標的一種鼓勵性回應。

　　此前，日本談判代表Akira Yamada就在會場上公開表示，日本不會簽署《京都議定書》第二期，因為“《京都議定書》締約國目前只占全球排放的28%，且只可能越來越少”。

　　“如果沒有世界上頭兩個排放國的加入，這個協議就沒有效果。” Yamada表示。

　　某知名國際組織氣候與能源項目經理楊愛倫認為，在落實《哥本哈根協議》的過程中，有兩個原則是不應該被忽視的。

　　“其一，發達國家必須率先大幅度減排；其二，發展中國家減排行動與發達國家的減排義務在本質上的區別必須得以體現。”楊愛倫表示。

　　“然而我們一貫主張要確立發達國家減排指標，到現在為止在減排指標上一直沒有任何實質性的進展。”蘇偉也表示，“現在他們又提出來說咱們也不討論具體減排指標，我們討論如何來修改《京都議定書》吧，《京都議定書》有關的制度、條款都需要修改，然后再來看要不要談第二承諾期指標。”

　　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巴西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堅定地站出來捍衛《京都議定書》。“因為他們要修改《京都議定書》，目的就是要徹底否定《京都議定書》這套體系。”蘇偉表示。

　　一絲曙光：全球氣候基金

　　“在長期資金支持問題上，目前各方已近于同意設立一個氣候基金。”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組織(UNFCCC)秘書處執行秘書菲格雷斯對本報記者證實。

　　“我說過而且我也要持續這么說，快速啟動基金是通向坎昆的金鑰匙。”菲格雷斯表示，“我對于這個金鑰匙有信心。”

　　不過，在全球經濟仍然脆弱的當下，讓發達國家出資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哥本哈根協議》中曾提到，到2012年，發達國家為發展中國家提供300億美元氣候基金以幫助其應對氣候變化。不過發達國家本來每年就要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援助資金，只是將原有援助資金換個名義給出。

　　目前根據“氣候分析”咨詢公司為德國政府作出的一份報告中指出，發達國家甚至已經提供了312億美元資助，比在丹麥時承諾的還多，但在細節之中：如果考慮到“新的”和“額外的”資金資助，那么這個數字目前只有82億美元，與300億美元的承諾相差甚遠；即便使用一種更寬松的對于“額外”資金的定義，這個數字也只能提高到170億美元；令人感到諷刺的是，在發達國家揪住MRV問題不放的同時，這份報告指出，發達國家的資金資助遠遠缺乏透明性。

　　在會議期間，樂施會發布的《雙贏方案：為貧困人群制定全新氣候基金》報告也指出，據估算，截至目前，少于十分之一的氣候基金被專項用于適應問題，援助在氣候變化惡劣影響中首當其沖的發展中國家的貧困人群。

　　同時，全球49個最不發達國家只從全球環境基金(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獲取了約八分之一的撥款，即35億美元撥款中的4.5億美元。上述報告指出：“國家適應行動計劃(NAPAs)中只有2.2億美元撥給了最不發達國家，只占整個計劃金額20億美元的約十分之一。”

　　基于上述問題，在此次天津會議的閉門談判中，在關于氣候基金方面，著重討論了“新的”與“額外的”要求，引發了以美方為代表的談判締約方的不滿。

　　潘興對本報記者表示，雖然考慮到美國目前不甚良好的經濟情況，美國還是打算拿出資金來援助發展中國家，但不想發展中國家忽然又提高要價。

　　根據本報記者在會議進程中獲得的協商文本，由于多方難以就“新的”與“額外的”表述達成共識，到閉幕之時，談判仍無結果，也未形成任何主席文本。

　　本周四，歐盟環境部長會議將討論是否單邊將歐盟的減排目標從到2020年在1990年的基礎上降低20%升至為降低30%。日本也開始重啟其氣候變化方面議案審議。

　　現在亟須解決這些矛盾并為坎昆會議尋找解決方案。施密特表示，所有國家都需要拿出行動力來。他們需要通過兩個標準來思考他們在坎昆會議上該發出什么樣的聲音并達成什么樣的協議——標準一：協議是否能在短期內帶來實際行動；標準二：如果你不同意一個方案，那么做怎樣的調整才是能接受的。

　　“對任何問題都回答‘不’或‘我們不同意’的態度，顯然不應該主導坎昆會議。”施密特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