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問題不能做實驗，也不該拿來做實驗。傳統經濟學認為，人是理性的人，理性的人是經濟的人，經濟人是庸俗的、只滿足于最大限度追求個人眼前物質利益的人是片面發展的人。

就像魚不知道它生活在水中一樣，不少人不曾意識到潛意識中的偏見，以及這種偏見所引發的錯誤行為。尤其是在經濟社會里，理性的經濟人有很多的非理性行為，以及非理性的經濟學思維。同時，制定經濟政策的人也往往會只選擇或只聽取自己希望聽到的東西。在《“錯誤”的行為》一書中，芝加哥大學布斯商學院的理查德·泰勒教授講述了他將經濟學從高高在上的“象牙塔”帶回現實的艱難之旅，其中的故事引人入勝，并且不乏詼諧幽默，徹底改變了我們對經濟學、對自己以及對整個經濟社會世界的看法。

經濟學的“經典著作”非常多。其中，一部分是從西方翻譯過來，另一部分是中國經濟學家“克隆”的西方經濟學原理，不但內容幾乎“大同小異”，就連“模板”也是一致的。比如，都非常嚴格地遵循所謂的“新古典主義”或“主流經濟學”的范式。但是，傳統經濟學理論在解釋制度變革上是乏力的，或者說一些經濟學原理從源頭上就是錯誤的，抑或存在著“缺陷”。比如，傳統經濟學對市場的理解只是一個價格，沒有企業，沒有市場。他們認為，“行政之手”完全可以控制住價格的波動。在這一理論的指導下，不但交易行為被一個非市場化的力量所調配，錯誤的認知也得不到糾偏。像計劃經濟，這一“人類歷史上最大的實驗、有數千萬甚至數億人付出了生命代價的實驗”（張維迎語），不少經濟學家至今仍在“假裝它沒發生過似的”，以致使原本簡單的市場化問題變得越來越復雜，乃至進入了“惡性循環”的彀中。更具破壞性的是，經濟學家們廣泛地確信，這種“危機”不會發生，或是可以避免的。而正是這種“沾沾自喜”的態度，破壞了市場秩序及市場的有效性。

社會問題不能做實驗，也不該拿來做實驗。傳統經濟學認為，人是理性的人，理性的人是經濟的人，經濟人是庸俗的、只滿足于最大限度追求個人眼前物質利益的人是片面發展的人。他們的一切“模型”，都是建立在這種所謂“理性人”的假設的基礎之上。與之不同，泰勒教授認為，人類與《星際迷航》中斯波克那樣不懂情感的理性人完全不同，我們的行為也并不理性，或者說是“錯誤”的。以“泡沫”為例，盡管虛擬經濟加速了“泡沫破裂”。但是，泡沫經濟并非僅由虛擬經濟所造成，像房價、通脹、物價虛高等經濟泡沫就是實體經濟催生的。所以，僅把泡沫經濟理解成虛擬經濟，或者歸咎于投機的原罪，是片面的，是在“轉移目標，掩蓋真相”，或者是“掩耳盜鈴”。這些“誤入歧途”的“錯誤”行為，不但綁架了行為經濟學，還把社會經濟及蕓蕓眾生推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凱恩斯說過，“危險的倒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經濟學家思想力量之大，往往超出常人意料。主流經濟學對中國經濟實踐的影響非常大，其許多觀點和理論正在或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著宏觀經濟政策和現實經濟的真實走勢。實踐也證實，宏觀經濟這些年所面臨的一些問題，與主流經濟學的一些觀點和理論錯誤直接相關。比如，面對國內外的現實困難，中國的主流經濟學不僅犯了凱恩斯所批判過的古典經濟學的理論錯誤，還犯上了凱恩斯主義的需求決定論的錯誤，對現狀提不出正確的解釋和有效的對策。在某種程度上，“經濟學作為一個學科，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走上邪路”，一如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Paul R. Krugman）所言，“經濟學家的罪孽不僅僅是經濟學自身的不足……”還在于“大大加重了經濟學失誤，他們過多地將黨派之見或個人權勢凌駕于專業精神之上”，“讓2008年之后西方各國經濟出現令人可怕的局面。”這是西方國家的宿命，也是中國經濟社會正面臨著的窘境。

“因為不愿意使用假設性問題，經濟學家將無法觀察到行為的細微差別”，并且“拒絕改變”。泰勒教授認為，“這就是傳統經濟學問題的癥結所在。”作為理清思路的工具，理想化“模型”在經濟學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但是，對經濟社會以及教科書所描述的經濟學，仍有保持一種理性的謹慎和更加現實的看法。在《“錯誤”的行為》一書中，泰勒通過人類心理學的近期成果以及他對動機和市場行為的真知灼見，不但把行為經濟學應用到家庭理財、優步（Uber）等公司的市場行為，以及電視競猜、橄欖球聯盟選秀等各個領域，還以獨一無二的方式引導我們在日漸復雜的包括市場經濟行為在內的抉擇中做出更理智、更理性的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