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日，國土資源部副部長胡存智在2014崇禮中國城市發展論壇發言時透露，國務院已成立京津冀協同發展領導小組及相應辦公室，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張高麗擔任組長。

8月6日，天津市委書記孫春蘭、市長黃興國率領天津黨政代表團到北京考察，雙方簽署六項區域合作協議及備忘錄。

8月8日，習近平提出將京津冀協同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的第163天，《人民日報》頭版頭條開辟了“京津冀協同發展”專欄，截至昨日已連推5篇文章。

一周之內，三件大事，京津冀一體化的步伐越來越快。

但在此前，從“首都圈”到“環渤海經濟區”，“從“環京津都市圈”再到“京津冀一體化”，這一過程卻足足走了30余年。

如果用一個詞形容京津冀之間的關系，“糾結”或許是恰當的選擇。

如今，伴隨新一輪京津冀協作發展規劃呼之欲出，我們有必要回頭，從過去尋找一些答案。

1981年

京津唐規劃是“重中之重”

2014年夏天，當“京津冀”三個字頻繁出現在公眾視野中時，85歲的北京決策咨詢中心原主任鈕德明翻出了一篇文章——《是聯合圖強還是各自為戰？京津冀地區面臨的選擇》。

這是他在12年前發出的呼吁，發表在2002年的《首都經濟》刊物。在此之前，鈕德明關注京津冀區域研究已經超過20年。

京津冀的合作，起步于改革開放之初。1981年10月，北京、天津、河北、陜西、內蒙古5?。ㄊ?、區）率先打破地區分割，成立華北地區經濟技術協作會。

這一組織，主要是通過高層會商，解決地區間的物資調劑。

也是在這個時期，全國國土整治工作拉開序幕。

很快，新成立的國土局在國家建委主持下，展開全國國土規劃。時任北京市城市規劃局綜合處副處長的鈕德明，也參與到這項工作中。

“京津唐地區規劃，是當時的‘重中之重’。”鈕德明回憶，1981年底，原國家建委分管國土工作的副主任呂克白先后與北京、天津、河北的領導同志商議，打算以京津唐地區作為全國國土規劃的試點。

針對“京津唐地區”的范圍，建委當時已明確北京、天津、唐山市、唐山地區（含秦皇島）和廊坊地區。

當鈕德明為國土規劃忙碌時，研究生剛剛畢業的顧文選也被分配到了國家建委下屬的國家建設總局城市區域處。他接手的第一個任務，就是參與起草《全國城鎮體系規劃綱要》。

“這個規劃綱要，主要是為了配合《全國國土規劃綱要》。”顧文選對早報記者說，《全國城鎮體系規劃綱要》只是《全國國土規劃綱要》的一個部分，京津唐區域的發展，也被要求單獨拎出來再搞一個城市布局的規劃綱要。

不久后，國家部委迎來了新一輪機構改革。1982年，國家建委撤銷，其下屬的國土局劃歸國家計委，國家建設總局劃歸新成立的國家城鄉建設環境保護部。國土規劃和城鎮規劃兩項工作，分別在兩個不同主管單位的領導下繼續進行。

據顧文選回憶，大約兩年后，《全國城鎮體系規劃綱要》完成編制。它明確了我國東部沿海地區有珠三角、長三角、京津唐和遼中南四大城市密集區。這也是中央部委首次以文件的形式，將我國四大城市群明確下來。

不過，歷時一年多完成編制的《京津唐城市布局規劃綱要》卻遭遇了冷遇。原因是當時大家主要精力都集中在全國國土規劃，京津冀層面的規劃就被擱置到了一邊。

1983年

北京定位沒提經濟中心

有關資料記載，1982年，《北京城市建設總體規劃方案》中提出了“首都圈”概念。“首都圈”內圈，由北京、天津和河北的唐山、廊坊和秦皇島組成，外圈包括承德、張家口、保定和滄州4個與京津鄰近的河北城市。

1986年，在時任天津市長李瑞環的倡導下，環渤海地區經濟聯合市長聯席會成立。這一組織最早包括天津、青島、大連、秦皇島、唐山等14個城市，被認為是京津冀地區最正式的區域合作機制。

兩年后，北京與河北環京地區的保定、廊坊、唐山、秦皇島、張家口、承德等6地市組建環京經濟協作區，建立市長、專員聯席會制度。這是當年又一個帶有政府色彩的區域合作組織。

只不過，重視只能停留在觀念，到了實際操作中，就顯得阻力重重。

鈕德明至今記得，有一次，經濟學家于光遠向他建議，研究北京的規劃要考慮天津的發展。他認為有道理，就向北京市有關領導匯報，不料得到的答復卻是，“我們是北京的官，不好考慮天津的事。”

與此同時，北京也為了建立一個所謂的“現代化城市”，這讓原本定位“北方經濟中心”的天津不太樂意。

1983年7月1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在《關于對北京城市建設總體規劃方案的批復》中對北京的城市性質作了新的規定，“北京是我們偉大社會主義祖國的首都,是全國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

值得注意的是，這份批復沒有提“經濟中心”。

“近千萬人口需要生活、就業。沒有自身的經濟，難以維護運轉。”鈕德明告訴早報記者，當時北京市經委一位老主任曾向他訴苦，說不抓經濟不行，抓經濟也不行，左右挨耳光。

天津的相關人士則表示，北京就搞政治、文化，由天津搞經濟。還有人一度曾寄希望于中央，把北京的“城市財政”改為“首都財政”，由中央包下來。這種微妙的關系中，北京也放不下自己的“首都身段”。

1990年代

京津冀的合作低谷

進入上世紀90年代，京津冀合作進入一段低谷期。

1990年，成立9年的華北地區經濟技術協作會由于合作區域范圍過大、地區間經濟關聯度較低以及沒有日常工作機構等問題失去凝聚力，在舉行了第七次會議后銷聲匿跡。

由于作用不斷削弱，以及政府機構改革對經濟協作部門的沖擊，環京經濟協作區自1994年后工作進入了打打停停的狀態，步入低潮。

缺少了統一規劃和統籌協調，區域內地區政府之間、企業之間的盲目競爭、重復建設也越演越烈。

京唐港就是一個備受爭議的案例。該港位于唐山市東南95公里樂亭縣境內。早在1919年，孫中山提出在此地建設“北方大港”的設想。

1993年7月，港口投入運營一年后，北京市政府與唐山市政府就聯合建設簽訂合同，“唐山港”也更名為“京唐港”。

京唐的這次合作，各界看法不一。有研究指出，北京利用天津港應該是最經濟的，卻要另外尋找出?？?。它先是與秦皇島搞聯合，后來又轉向唐山。

“京唐港距北京市260公里，是北京到天津的兩倍。”付承偉在其著作《大都市經濟區內政府間競爭與合作研究：以京津冀為例》中指出，北京在京唐港建設中投資數十億元。

不過，據《南方周末》2003年報道，所謂聯合建港，北京市政府只投入了1.5億元，以后也沒有追加投資。

可以確定的是，京唐港剛建成之際，發展并不迅速。它的貨物吞吐量在2001年才超過千萬噸。

由于大多數企業還是選擇天津港，連唐山的鋼鐵企業也走天津港，以至于2008年，京唐港的吞吐量比天津港少了25000萬噸——這是1996年兩個港口吞吐量差距的4倍多。

顧文選向早報記者指出，合建京唐港最大的原因，就是北京和天津關系協調不好。天津一直認為，自己從歷史上來講是北方的經濟中心，北京卻在不斷膨脹自己的產業，雙方合作非常難。

北京和唐山聯手建港之際，河北也在為發展尋找出口。

1995年，河北正式提出“兩環開放帶動”戰略，即外環渤海內環京津，并將其納入《河北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以及《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

這個想法效果并不明顯。2003年，由亞洲開發銀行資助完成的《河北省經濟發展戰略研究報告》指出，河北開放創新意識不足，抑制了“兩環開放帶動”的推進。河北各地市對這一戰略的認識也不足，有的地方官員，把它簡單理解為引進京津企業以及為京津提供農副產品。

2000年后

提上日程卻“難產多年”

2000年以后，京津冀面臨的資源、環境、交通等壓力越來越大，更多人開始思考三地的關系和協作。

由著名建筑學家、清華大學教授吳良鏞牽頭完成的《京津冀地區城鄉空間發展規劃研究》是學術領域的代表。

這項研究分別在2002年、2006年和2013年編制完成三期報告。其中最核心的思想，就是提出了“大北京”思路，即以北京、天津“雙核”為主軸，實施雙核心-多中心都市圈戰略。

然而，這項研究并沒有獲得政府層面的重視。

作為吳良鏞“大北京”戰略研究團隊的一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劉維新迄今記得，多年前他們在廊坊開過一個有關“大北京”戰略的會議，河北省有一個副省長參加，北京和天津各派了一個計委副主任。

曾擔任“大北京”課題研究經濟組組長的鈕德明也坦言，“大北京”這個提法當時也不被叫起，主要是北京領導不敢提，怕別人以為自己想當老大，天津的領導不愿提，不想讓人覺得天津從屬于北京。

2004年2月，國家發改委地區經濟司北京、天津以及河北各地市發改委部門的負責人召開京津冀區域經濟發展戰略研討會，形成《廊坊共識》。

兩年后，我國提出在“十一五”期間推動區域規劃編制。京津冀都市圈、長三角城市群、成渝經濟區以及東北地區成為當時選定的4個試點。

在理論界停留多年的京津冀問題，由務虛轉入了務實階段。

但是，從“十一五”到“十二五”，京津冀的發展思路從“京津冀都市圈”變成“首都經濟圈”，卻遲遲拿不出規劃方案。

“主要問題就出在范圍。”國家發改委國土開發與地區經濟研究所所長肖金成對早報記者透露，京津冀的輻射范圍，從最早的“2+7”（即北京、天津加上唐山、保定、廊坊、張家口、承德、秦皇島、滄州），到之后劃進石家莊，變成“2+8”，再到現在的北京、天津和河北全省，中間經歷了多次討論，也是規劃“難產”多年的原因。

時間的車輪行進到了2014年，糾結了30年的京津冀關系終于有了實質性突破。

2月26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提出要將京津冀協同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

6月9日，國家發改委副秘書長范恒山表示,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正在緊鑼密鼓地編制。

7月7日，北京、張家口聯手，正式入選2022年冬季奧運會申辦候選城市。

8月8日，《人民日報》開辟“京津冀協同發展專欄”。三地的書記（市長）齊表態，要打破“一畝三分地”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