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拉開改革開放的序幕。彈指35年，被賦予重要改革期待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即將接棒。十八大后，履新總書記的習近平將離京調研的首站選在改革先鋒省份廣東，并在那里對改革提出希望，“敢于啃硬骨頭、敢于涉險灘，既勇于沖破思想觀念的障礙，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惟有了解改革從哪里起步，方可明白改革要向何處去。為此，我們擷取了財稅、金融、國企、城鎮化等改革史的重大片段，以期重新凝結改革的共識、重新凝聚改革的勇氣。
趟路：國企松綁
在計劃體制之下，資金統貸統還，物資統一調配，盈虧都由國家負責……是國營企業的經營寫照。時任重慶鋼鐵公司黨委書記的潘青山曾回憶：“當時的企業不僅在生產經營上沒有任何自主權，就連建個廁所都要經過幾次大討論，最后還是沒建成。”
為了使國企這個國民經濟主體不再是沒有地位的“小媳婦”，并解決其被管理體制緊緊束縛，運行僵化、供需嚴重脫節、效率下降等弊端。國家開出了一劑“放權讓利”的藥方，至此，國企終于可以呼吸到自由的空氣。
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明確提出要讓企業有更多的經營管理自主權。事實上，在此之前的幾個月中，個別企業已率先進行了“擴大企業自主權”的試點。據參與者說，試點企業在完成規定的經濟技術指標后，可從計劃利潤中最多留成5%，還可以從超額利潤中留成20%。這些改革在今天看來似乎有些過于簡單甚至是小兒科，但在當時卻是突破了高度集中統一的傳統國有企業管理模式的“創舉”。
投石激浪。1984年3月，按捺不住的福建省55位國有骨干企業的廠長經理在《福建日報》上發出《請給我們松綁》的呼吁，要求把放權落實到基層企業，《人民日報》進行了全文轉載。企業的呼聲很快有了回應，1984年5月，國務院發布了《關于進一步擴大國營工業企業自主權的暫行規定》，俗稱“擴權十條”，明確了“廠長負責制”。
還是在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明確了國有企業改革的目標：要使企業真正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社會主義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成為具有一定權利和義務的法人。于是“兩權分離”，即國家的所有權與企業的經營權分離，成為國企改革的又一個關鍵詞。
伴隨著“兩權分離”，承包制也開始走入國人的視野。馬勝利便是因在石家莊造紙廠門前張貼《向領導班子表決心》的“大字報”而紅極一時的企業家，他主動請纓“承包造紙廠！承包后，實現利潤翻番，工人工資翻番，達不到目標，甘愿受法律制裁”。
不過，雖然一批熱血沸騰、干勁十足的馬勝利們為“搞活國有企業”奮斗不止，但不能否認的是，第一階段國企改革從伊始就存在明顯的缺陷。即沒有從搞活整個國有經濟的角度來看待國企改革，而是把著眼點放在單個企業，而且是效益差的企業。
差之毫厘，謬以千里。國企改革在執行過程中實際上成了挽救虧損國有企業的過程。許多改革措施也往往不是實質性的制度創新和經營機制的轉換，而是“減利、免稅、停息”等“父愛主義”的救濟行為。且對于那些效益較好的企業則關心甚少，甚至“鞭打快牛”。其結果是效益差的企業沒救活，效益好的企業也被累成了效益差的企業。國有企業在如火如荼的改革中虧損面和虧損額卻不斷擴大。
在很多人認為，貫穿整個80年代的首階段國企改革并未達到預期效果，但改革往往就是一個試錯的過程，每一次跌倒都成為國企改革中的寶貴經驗。
糾錯：抓大放小
如果說80年代的國企改革是投石問路、試探前行的話，那90年代的改革可算疾風驟雨、翻天覆地。在這一時期，此前改革中所存在的問題集中爆發，一時間，國企遭遇出售、破產，員工則因“下崗”哀鴻遍野。“不管前面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我都將一往無前，義無反顧，鞠躬盡瘁，死而后已。”這是朱镕基上任國務院總理時的“履新感言”，也折射出當時改革特別是國企改革的艱難。眼看大批中小企業生存無望，國家鐵腕推出“抓大放小”戰略，也正是這一折射出舍與得東方哲學的政策，讓國企改革得以輕裝上陣。
丈夫貴不撓，成敗何足論。90年代，通過發展個體私營經濟、試辦經濟特區、全方位對外開放，我國初步形成了各種所有制經濟的有效競爭，但相較合資企業、鄉鎮企業、私營企業發展的如魚得水，剛剛被推向市場的國有企業，在日益激烈的競爭中顯得力不從心。加之國有企業背負包袱多、冗員嚴重等歷史問題，在1992年之后的近10年里，國有企業在市場競爭中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大批中小企業深陷虧損漩渦。
在這一背景下，催生出了“國有小型企業有些可以出租或出售給集體或個人經營”政策和著名的“抓大放小”戰略。在“抓大”方面，國家確定了對1000戶重點企業分類指導的方案，原國家經貿委與企業建立了聯網的信息系統。對1000戶重點企業的300家明確主辦銀行、落實經營資金。針對“放小”國家也出臺了放開搞活國有小型企業的意見，進而掀起了一股兼并重組、破產和出售風潮。此時國企破產已經從80年代后期沈陽防爆器械廠破產的石破天驚，變為常有發生。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抓大放小”思路下，大批國企特別是地方性國企，通過出售或MBO（管理層收購），變身民營。然而，業界很快對此舉是否導致部分國企資產被侵吞的質疑聲漸起。直到2004年，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郎咸平直指格林柯爾董事長顧雛軍使用多種伎倆，侵吞國有資產，席卷國家財富。賺足眼球的“郎顧之爭”也再度掀起各方對國企產權改革的爭論。
事實勝于雄辯，從1992年起歷時十余年的改革中，國企在整個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日益下降。在這場國退民進中，國企改革形勢急轉直下。也正是在這一時期，厲以寧的名字開始受到關注。其實，早在1980年4月，厲以寧就第一次提出股份制構想。不過，這個建議在當時并沒有得到響應。
募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1997年9月，黨的“十五大”報告中明確提出：“股份制是現代企業的一種資本組織形式，有利于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有利于提高企業和資本的運作效率。”從1980年厲以寧第一次提出股份制，到1997年“十五大”上股份制才得到承認，用了整整18年。
很多人都還記得，在最困難的1998年，2/3以上國有企業虧損，全國國有企業加起來的利潤僅213.7億元。此時的國企改革被稱做“最難啃的骨頭”。不過，這已是黎明前的黑暗，因為中國國企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已奔馳上路。
前行：壟斷之殤
美國荒誕新聞學教父亨利·湯普森曾說：“一個時代的能量會在一陣耀眼閃光之后趨于清晰”。進入21世紀以來，當背靠政府大樹、坐擁壟斷資源的國企越來越強壯，民資除了抱怨自己的弱勢地位以外，根本無力與之抗衡。誰都知道，一個人不能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如果國企繼續依賴壟斷擠壓其他非公經濟，那損害的將是整體國民利益。
生來奔走萬山中，踏盡崎嶇路自通。2003年4月6日，北京宣武門西大街26號，新成立的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的牌匾悄然掛上，被業界認為是國有企業和國有資產監管方式發生深刻變化、國有經濟深刻影響中國經濟格局的一個新的重要起點。最新一輪國企改革也以國資委的成立為發軔。
“與國企打了一輩子交道”的李榮融被任命為國資委首任掌門，他所面對的是既要管好近15萬戶國有企業、近20萬億元國有資產、4000多萬職工，還要重塑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新體系、開辟國有企業改革發展新路徑等諸多挑戰。
但依靠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以及多年的改革經驗，自2002年起的十年間，央企通過整合重組，最后集中為100多家。資產總額從7.13有萬億元增加到28萬億元。稅后利潤從3006億元增加到9173億元。年均國有資產值增值率達到115%。不僅如此，受益陸續實行的經營業績考核與年薪制等新機制，近十年來，進入世界500強的央企達到43家，加上地方國企，進入世界500強的國企達到64家。特別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中，國企成為中國經濟抗沖擊的緩沖器。
歷史為改革者設定的命運頗為相似：在受到一部分人全力支持的同時，也會遭到另一部分人的質疑。曾做了8年國企“老板”的李榮融，其為央企設計的發展路徑，就始終未能遠離“壟斷”、“國進民退”、“大而不強”等批評。
特別是2006年，國家出臺了一個產業清單，規定國有經濟對軍工、電網電力、石油石化、電信、煤炭、民航、航運這7個行業保持“絕對控制力”。在這些行業中，雖然有限的幾個國有企業之間可能會形成競爭，但由于限制新的企業進入，這些企業因而受到保護。還有一些“基礎或支柱產業”，其中包括裝備制造、汽車、信息技術、建筑、鋼鐵、基礎金屬和化工產業，對這些產業，國家要保持“較強控制力”。很多業內專家都直指，與國外很多國家相比，中國的產業清單涵蓋面過寬，而其中很多產業完全可以放開市場競爭。
不過，從國家層面來看，從2005年，國務院印發《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通稱“非公經濟36條”開始，就一直嘗試做到所有制面前人人平等。但面對把控大量國家資源的國企巨無霸們的強勢競爭，勢單力薄的民資幾無還手之力。對此，民眾指責國企壟斷之聲漸高，這也迫使國企再度站在了改革的十字路口，重新思量進退的節奏。
當國企不用再思考“生存還是死亡”的問題，接下來要實現“大而強”并摘掉壟斷帽子，恐怕還需要其在市場化道路上繼續求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