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們制定了一個很好的五年規劃，但是不知為什么，好像什么事也沒有發生？”這是201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班塞先生在對中國“十一五”規劃（2006-2010）進行調查研究后提出這樣一個問題。

中國知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則對問題的根源作出了解析：通過投資擴張來推動經濟增長的做法，不必觸動舊的利益格局，因而以強勢政府和海量投資為基本特征的發展道路就成為一些官員的行為定式。

中國早在1995年就正式把實現“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到集約型的轉變”寫入“九五”規劃（1996-2000年），但如今（2011-2016）十二五”也過半，“轉型尚未成功”。

業內人士認為，這歸根結底是因為存在體制性障礙，政府仍主導著經濟資源的配置。即將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將出臺整體改革路線圖，能否成功破除體制性障礙，讓市場在資源配置和結構調整中發揮支配作用，是決定經濟增長轉型成功與否的關鍵。

“這個改革的路線圖，是不是制定的好，能不能夠圓滿的執行，就決定了經濟增長轉型到底轉得過來，還是轉不過來，”吳敬璉周六在北京出席一活動時說。

他認為，中國至今仍未能實現向集約型轉變的根本原因是存在體制性障礙，政府仍然主導著經濟資源的配置，這不僅導致微觀方面的基本生存資源如土地、水、空氣等現在都出了問題，從宏觀經濟層面來看資產負債率亦過高，倘若遭遇外來或內部的突然沖擊就可能爆發系統性危機。

“增長粗放老毛病沒有改掉，整個經濟效率很低，”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余永定稱，當然，中國重視投資，中國也必須建立獨立工業體制，必須進一步提高競爭力，但是當前主要問題不是中國經濟增長方式已經轉變過頭了，而是轉變的步伐過于緩慢，在一系列的領域轉變還沒有開始。

中國經濟潛在增速已經放緩，依靠投資和外需拉動的經濟增長模式顯然不可持續，面對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全球經濟再調整的倒逼壓力，面對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步入深水區的中國改革無疑是一套系統性的復雜工程。

去年11月中共十八大已經宣布，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全面深化改革；而2013年的一項重要任務，是要明確提出改革的總體方案、路線圖和時間表。目前投資者對將于11月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寄予厚望，預計屆時將有一攬子改革方案出爐。

“現在整個轉型的難度超乎想象和超乎艱巨，因為金融危機以后再調整已經逼到我們門口了，”出席同一活動的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張平稱，“中國未來一輪改革已經不僅僅是方向，而且非常非常的具體化，包含了一系列大的原則和非常技術性的改革。”

讓市場之手發揮作用

面對經濟增速放緩，今年3月上臺的習李新政府并沒有像以往那樣，通過“大干快上”搞投資來“穩經濟”，而是通過合理且有必要的途徑如棚戶區改造、加快鐵路和基礎設施建設等穩住經濟，同時致力于一系列改革，譬如取消和下放200多項行政審批、促進信息消費、加快上海自貿區建設等以為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鋪平道路。

吳敬璉指出，后發國家在追趕階段由政府主導投入資源，對經濟增長能產生很大推動作用是因為有前人的腳步可循，能比較準確知道該怎么做，只要不是長官意志拍腦袋決定、只要善于學習，就能夠把資源引入到合適的地方，但在已經追趕上的時候，不確定因素實在太多，就應該交給市場去開拓創新。

“譬如調結構，由誰來調結構？政府怎么知道什么叫好的結構？”他說，“還是要靠千軍萬馬自己去闖，去闖出一條路來。”

吳敬璉認為，下一步改革中處于核心地位的應當是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即一體化、競爭性的市場，其中包括明晰產權制度，放開各類商品價格以及包括利率、匯率在內的要素價格，完善反壟斷立法等等。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研究部部長馮飛在談到產業調整升級時也講，不太主張由政府主導的產業調整升級，因為更多注重的是增量，但現在產業升級的最大任務是價值鏈升級、是效率的提高，而不是一個新增什么的問題。

“現有的東西怎么樣提高水平，這個恐怕是最重要的，”他說，“個人比較主張結構性產業政策向功能性產業政策的轉變。”

中國產能過剩似乎正進入越調越嚴重的怪圈。自2003年開始第一撥調控以來，進入落后產能名單的，已從最初的鋼鐵、水泥、電解鋁三個行業，大幅躍升至目前的19個行業。歸根到底，主要還是政府職能部門的手伸太長，管太多。往往用政府部門的判斷來代替市場的判斷，又用這種判斷去制訂規則影響企業，再動用政府的力量去干預企業影響市場，其結果只能是越淘汰產能過剩越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