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外需低迷格局不改，中國四季度GDP增速可能破“七”

中國目前問題是典型的生產過剩，盤活存量解不開這道難題

城鎮化能釋放巨大潛能，政策與投資導向應聚焦于此

盡管中國強調經濟增長“底限論”，中國國家發展改革委員下屬的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副會長王建對此并不樂觀，認為當前的國際國內條件都不支持中國經濟增長上行，且內外需的低迷可能使中國經濟四季度增速跌破7%。

他指出，中國目前的問題是典型的生產過剩問題，如果不由政府來實施強力的過剩對沖政策，就會爆發市場經濟中典型的生產過剩危機，一旦危機爆發，恐怕“零”增長率都擋不住，更大的可能是出現經濟負增長。盤活存量并不能解決這一難題，化解危機的出路只有加快推進城鎮化。

“在生產過剩時代盤活金融存量只是一廂情愿的做法，是文不對題，因為金融也好，財政也好，都只是社會物質財富的價值表現，如果生產過剩日趨嚴重，大量社會資本就難以被充分運用。”王建稱，在這樣的背景下，實施怎樣的金融與財政改革也不會有大的成效。

他分析指出，盤活金融存量只有在一種情況下才最出效果，那就是在社會總供需大體均衡的情況下，存在著存貸款的時空錯配，即有存款的地方不需要貸款，有貸款的地方又沒有存款，而通過提高金融機構的時空配置效率，就可以提高資金的周轉速度，從而用更少的貨幣支持更多的生產與流通。

但中國目前的情況是生產過剩，所以目前這樣的改革取向，是不可能化解當前的經濟矛盾的，而且在發達國家歷史上，也沒有那個國家用盤活金融存量的做法，解決得了生產過剩問題。

王建在三年前曾斷言中國經濟會連續下行，但在以城市化為中心的經濟結構調整啟動后，會在2013年四季度觸底反彈，并展開新一輪的高增長過程。但此次他修正了此前的判斷，因大結構調整并沒有到來，由于外需仍然低迷，國內的生產過剩沒有內需出路，經濟增長就走不出低迷格局。

“所以今年四季度中國經濟增長率有可能破七，明年某個季度則有可能破六，而若真的出現了破六局面，下一個‘底’在哪里還真的不好說了。”王建對此不無憂慮。

今年上半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同比增長7.6%，增速較去年同期回落0.2個百分點。而年初設定的增長目標為7.5%。

隨著市場對今年能否守住7.5%目標的擔憂日益加重，中國國家主席、國務院總理和國家發改委主任等多名最高決策者近日也陸續發聲，稱中國有信心、有條件、有能力實現年增長目標，但要付出艱苦努力，并一再強調要“堅持統籌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

中國政府并已陸續出臺一系列穩增長舉措，譬如取消和下放行政審批，針對小微企業減稅，增加保障房、鐵路和節能和信息消費領域的支出等。

擺脫經濟低迷寄望城鎮化

一直強調中國只有通過城鎮化建設才能擺脫經濟低迷的王建認為，中國目前經濟中的主要矛盾是生產過剩問題，因此宏觀調控的重點，就是怎樣圍繞解決這個矛盾來設計戰略與政策。

“當經濟增長率下挫到6%也許宏觀調控當局還坐得住，但是若破“6”到“5”，政府恐怕不出手也得出手了。新的刺激政策，恐怕無外乎放松貸款與增加財政赤字用于投資，但是若不明白投資的重點是哪里，只是單純的放松，就難免又走入2008年以來刺激反而會加重過剩的誤區，所以在目前就應該明確以城鎮化為投資方向的政策取向。”王建建議。

他分析指出，中國經濟內部仍然蘊含著極大地高速增長動能就是城鎮化。“十一五”期間(2006-2010)，據測算，按照新千年以來新增城市人口與新增城鎮投資計算，每個新增城市居民所對應增加的投資已超過50萬元人民幣，如果到2030年中國將增加8億市民，則將需要增加400萬億元投資，未來20年的年均投資增加額就是20萬億元，再保中國經濟未來20年9%的增速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這并不是說我主張對經濟進行2008年那樣大規模的刺激，當時的宏觀刺激政策，最大的問題是沒有觸動不合理的經濟結構，而是在原有結構基礎上繼續增加投資和產能，所以會導致今天產能更加過剩、需求更加不足的困境。但是不刺激不等于也可以不調整，而既不搞調整也不搞刺激，恐怕比不刺激經濟的情況更差。”王建解釋。

他認為，現在對通過改革擺脫低增長的被動局面似乎抱有很大期望，而改革則似乎又是以進一步下放政府權力，進一步市場化為核心的，所以這些改革似乎仍是在延續1978年以來以搞活企業為主要方向的思路進行。

可問題在于目前中國經濟中的主要矛盾，不是缺乏市場機制的作用與企業活力，而是由于城鄉差距和個人收入分配機制矛盾所導致的生產過剩問題。矛盾的集中點是在分配領域，而不是在生產和流通領域，如果把改革的重點仍擺在生產流通領域，而忽視了對導致城鄉差距與個人收入分配差距的體制與結構性矛盾，進行大調整、大改革，這樣的改革即使動作再大，恐怕對拉動中國經濟走出低迷陷阱的作用也不大。

“我們希望通過央行收緊銀根來擠出金融泡沫，希望通過金融改革，放開利率這樣的動作來盤活金融資產，但金融泡沫的出現，即‘影子銀行’的規模在今天會如此龐大，恰恰是因為2007年次債危機爆發后經濟增長下行，使大批產業資本在實體經濟領域沒有出路，才從產業領域向虛擬經濟領域轉移的。”王建稱。

他憂慮地指出，虛擬經濟的繁榮正是實體經濟衰落的結果。若只是單純地搞金融改革，而不是集中力量解決因分配矛盾所導致的社會總需求不足問題，就只是在揚湯止沸，最后的結局很可能是為了保增長，央行不得不重開貸款閘門，但因為生產過剩矛盾始終得不到解決，央行輸送的資金就是流不到實體經濟領域，還是會導致金融泡沫的再度興起。

未來改革需以放權還是集權為主？

中國新一屆政府正力推簡政放權，轉變政府職能。但對于中國進一步的改革應以放權為主還是以集權為主，王建認為也值得探討。

王建稱，如果解決生產過剩矛盾的出路，在于推進城市化與縮小個人收入差距，則這兩個方面的調整與改革都需要集中部分社會權力，特別是向中央政府集中權力。

“因為城市是公共產品，在什么地方建設城市，以及城市群之間的交通網絡建設，都首先必須有很充分的整體社會規劃，而這樣的問題，市場是不會自動解決的，必須由政府出面來解決。”他稱。

這就突出了未來20年在中國城鎮化高潮中，某些權力必須向政府集中的趨勢。而都市圈也好，城市群也罷，許多都需要跨省區形成，沒有中央政府出面主持，同樣會“打亂仗”，讓大量財政資金，特別是土地財政資金留在各級地方政府手中，這些錢也不會充分地向農民市民化的過程中配置，因此也必須由中央政府來直接掌握一筆城市化資金。

“下一步縮小個人收入分配差距的工作，主要是集中在怎樣建立宏觀層面的轉移支付制度，這個事情同樣不是市場的事情。因此下一步的改革就需要許多有利于集權的制度設計，這就是改革必須服務于發展要求的道理。”王建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