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近期向有關國家政府提交了首份《G20結構性改革進展的技術性評估報告》，認為中國結構性改革取得積極進展，成效顯著。
今年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之年。半年來，不斷深化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給中國經濟帶來哪些新變化?改革呈現哪些新特點?面臨哪些困難和挑戰?未來將如何推進?
改革釋放活力提振發展信心
截至2016年底，內蒙古伊泰集團已退出煤炭產能300萬噸，并計劃在未來五年再退出800萬噸產能。“目前煤價較高也能生產，但不如退出這些產能置換出指標，集中起來建設幾個優質煤礦。”集團副總經理宋占有說。
淘汰產能做“減法”，提質增效做“加法”。和伊泰集團一樣，不少企業和行業從供給端調整中嘗到了甜頭。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化之年，各項任務推進有序。統計顯示，截至5月底，鋼煤去產能分別完成年度目標任務的84.8%和65%;商品房待售面積5月末同比下降8.5%，降幅比上月擴大1.3個百分點;市場化債轉股框架協議簽約總金額突破1萬億元，5月末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資產負債率同比下降0.7個百分點;前五個月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每百元主營業務收入中的成本為85.62元，同比減少0.04元;生態環保、農業、水利等短板領域投資快速增長。
“去年以來，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持續作用下，供求關系不斷改善，實體經濟總體趨好。”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劉愛華說。
從主要指標看，5月份40個工業行業里有34個行業同比價格在上漲，行業供求繼續改善。企業利潤繼續回暖，5月份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同比增長16.7%，增速比4月份加快2.7個百分點。
供求關系改善、市場活力增強、生產預期向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經濟運行實現穩中向好發揮了關鍵作用，提振了發展信心。
近日發布的中國制造業采購經理指數(PMI)數據顯示，6月份PMI升至51.7%，連續9個月保持在51%以上的高位。特別是生產經營活動預期指數比上月上升1.9個百分點，達到58.7%。“經濟增長企穩向好態勢進一步明朗。綜合研判，未來經濟增長呈穩中趨升態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張立群說。
結構性改革給中國經濟帶來的積極變化得到國際機構肯定。世界銀行最新《全球經濟展望》報告說，中國經濟增長勢頭保持穩定，經濟再平衡不斷推進將增強未來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國際投行摩根士丹利的報告將今年中國GDP增速預期上調至6.6%。
市場化、法治化特點更加凸顯
7月1日起，隨著一批新的減稅降費措施實施，今年已落地的“降成本”舉措將每年為企業減負超過1萬億元。
“去年8個月營改增減稅108萬元，今年一季度就已減稅163萬元，是去年減稅額的1.5倍。”重慶中科建設(集團)有限公司財務總監陳飛說，國家大力度推進減稅降費背景下，減負效果更加顯著，增強了企業加快發展的信心。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步入深化之年，市場化、法治化特點進一步強化，一些著眼于中長期的機制逐步建立。
“過去的電煤中長期合同定量不定價，很多時候都成了一張廢紙。去年底以來，通過‘定價機制+政府督導’的方式，合同約束力增強，有利于煤電雙方穩定預期，保持市場供需穩定。”伊泰集團運銷事業部副總經理付紅兵說。
伴隨經濟形勢回暖和營商環境優化，各級政府更加注重從供給端發力，在制度供給上為企業發展營造良好環境。
重慶萬里高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從事無人船開發的企業。今年4月，這家處于初創期的企業，通過兩江新區與多家銀行共同推出的“信用貸”，從重慶農村商業銀行獲得100萬元貸款，年利率低于商業貸款利率。
“我們這類‘輕資產’企業很難按傳統模式獲得銀行貸款。通過政府信用擔保，銀行對企業經營業績、專利獲取、信用記錄等方面進行全面評估，審核通過后，一兩個月就給足了貸款額度。”公司副總經理周渝隴說。
“政府要有所為有所不為，關鍵是解決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營造良好的創新創業生態。”兩江新區科技創新局局長楊春林說，政府的作用是搭建平臺、政策引領、創新服務，其他方面要由市場來決定。
“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更多依靠市場化、法治化手段。”張立群說。
“我們在地方調研發現，一些技術落后、產品檔次低、嚴重虧損、扭虧無望的‘僵尸企業’仍占用大量資源，一些‘開關企業’白天關停、晚上開足馬力生產，擠壓了優質產品的生存空間。”國務院參事徐一帆建議，嚴格界定“僵尸企業”標準，更多運用市場化、法治化辦法讓其退出市場，不能以任何方式“復生”。
深化改革改善制度供給
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逐步深化，困難和挑戰也有所顯現。“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河北省有特殊重要的意義，但短時間內也面臨一些問題。一是去產能任務重、難度大，不僅帶來巨大資產損失和債務負擔，還涉及7萬職工安置;二是降成本壓力大、挑戰多，去年河北地方財政減收370億元，今年預計減收500億元以上。”河北省政協主席付志方說。
去產能和去杠桿互相牽扯，“僵尸企業”退出帶來債務處置等難題;房地產調控深化，熱點城市樓市“降溫”明顯，但深層次矛盾尚未得到有效解決;補短板尚需進一步調動市場力量;企業“高成本”仍未有效扭轉;實體經濟仍面臨內部結構失衡、運行不暢、杠桿率高等問題;民間投資雖然有所回暖，但動力依然不足……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任務艱巨而復雜，要堅持以深化改革為根本途徑，一方面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另一方面要爭取盡快在國企國資、財稅金融體制、農村土地制度等關鍵改革領域取得突破。”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徐紹史說。
出臺《關于深化石油天然氣體制改革的若干意見》、啟動第三批混合所有制改革試點、全面實施外商投資準入負面清單……今年以來，一系列改革方案相繼落地，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創造新的制度供給。
“供給側、結構性矛盾的表象是要素配置扭曲，但根源還是體制機制障礙，關鍵是堅持問題導向，通過改革提供和完善制度環境。”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朱之鑫說，在市場制度層面，健全市場準入、市場交易、破產清算、要素流動等制度;在企業發展層面，激勵創新、保護產權、減輕稅費負擔、鼓勵競爭打破壟斷;在政府管理層面，簡政放權、減少不當干預、完善財稅金融體制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