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與較好的減排指標完成情況不同，各種公開數據顯示，中國的環境形勢仍然十分嚴峻，霧霾、地下水污染、城市黑臭水體等環境問題嚴重影響國計民生。與之同時，環境污染逐步呈現一定的空間分布特征：西部、農村等特定地區已經成為污染重災區;兩省(或市縣)之間的行政邊界地區多次出現污染糾紛及其他群體性事件;在國內媒體近期披露的213個癌癥村中，接近90%的癌癥村坐落于省域邊界的縣內或附近處。
國內學者對環境污染的經濟學解釋主要基于兩條主線。一是財政分權體制的經濟激勵，各地官員為追求地區經濟和財政收入增長，選擇放松環境監管等手段展開競爭，以環境質量換取經濟增長。二是官員晉升機制的政治激勵，由于良好經濟績效能顯著增加地方官員的晉升和連任概率，這使得與經濟發展相悖的環境政策得不到有效執行。上述研究雖然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我國西部、農村等特定地區的嚴重污染成因，但尚未能解釋為什么即使在中國行政中心的北京市，或是在經濟發展前沿陣地的廣東省，甚至在經濟相對落后的黑龍江省等，均普遍存在省域邊界地區的環境污染相對內陸城市更為嚴重的現象。
本文嘗試性地從地方政府的戰略性減排角度，分析省域邊界環境污染的形成機制，并借助外部性特征和晉升錦標賽理論，探討在五年規劃環境考核日趨嚴厲的中國情景下，地方官員如何實施戰略性減排策略，從而導致了邊界污染效應的形成。根據中國284個地級城市的數據樣本，并以“十五規劃”至“十二五規劃”三個完整五年規劃期(2001-2015年)作為樣本區間，通過地級城市中處于邊界的縣的比例識別城市趨于邊界的程度。本文研究發現：地方城市越接近于省域邊界，城市環境污染更加嚴重，環境污染存在邊界效應;隨著歷次五年規劃對節能減排的考核力度增強，以及在五年規劃考核力度相對較高的省份中，環境污染的邊界效應更加明顯。此外，當五年規劃周期與主政官員任期的錯配程度越小時，以及地方官員的年齡相對更小時，邊界污染效應更為嚴重。作用機制顯示：當地方城市越接近于省域邊界時，來自地方政府的環境治理支持和監督力度相對較小，工業增加值相對更多，且上述關系隨著五年規劃環境考核力度增強而更加明顯。以上結果說明，在環境考核壓力下，地方政府基于城市空間地理特征戰略性地的減排策略，可能是邊界污染效應的重要成因。
綜合以上研究結論，本文的研究貢獻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已有關于邊界污染效應的研究，主要從跨境河流流域污染的角度，考察并解釋跨境河流下游比上游污染更為嚴重的現象。本文將邊界污染效應從跨境河流流域拓展至空間更廣、影響更深遠的省域邊界，進一步補充了邊界效應的相關文獻。第二，在污染外部性和晉升錦標賽理論的框架下，本文提出地方政府應對環境考核壓力實施的戰略性減排可能是導致邊界污染的重要成因，進一步深化了邊界污染效應的分析范式，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邊界污染的形成機理和潛在路徑。第三，本文檢驗五年規劃環境考核對省域邊界環境污染的影響及其可能的內在機制，進一步拓展和豐富了五年規劃這一中國獨特制度的經濟成果的相關文獻。
本文從省域邊界的環境外部性這一全新的視角解釋了長期以來中國環境治理不足的原因，對環境治理實踐具有重要的政策意義：第一，省域邊界的環境外部性給予地方政府在環?？己藟毫ο聦嵤鹇孕詼p排的機會，相關政府部門應提高邊界地區的環境治理力度，降低工業企業污染轉移的動機和能力，同時通過區域生態補償以及主體生態功能區建設等措施，以弱化邊界地區的環境污染外溢。第二，邊界污染的本質是地方政府有意識地進行污染轉移以獲取經濟、環境和政治紅利的一種套利行為，中央政府可以通過環境治理垂直管理方式弱化地方政府的套利空間，并完善對地方官員的環保約談、自然資源資產離任審計等環境監督機制。第三，晉升錦標賽機制激勵了地方政府實施戰略性減排的動機，將環境績效科學地納入官員政績考核體系，實現晉升政績指標的多樣化，將有助于緩解邊界污染效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