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解決面臨的環境與發展問題，中國政府提出了一系列與可持續發展相關的新理念，并通過采取相應的具體行動落實這些理念，從而不斷豐富中國特色的可持續發展實踐。經濟參考報專訪中科院科技政策與管理科學研究所副所長王毅。

　　記者：十六大以來，黨和政府根據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情況提出了科學發展觀，保證中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請您談談我國在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方面都采取了哪些措施？

　　王毅：進入21世紀，隨著中國加入W T O和進入以重化工業增長為主要特征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快速發展階段，中國迅速成為“世界制造工廠”，并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與此同時，中國在2002年開始出現全面的資源、能源、環境的緊張狀態。為了解決面臨的環境與發展問題，中國政府提出了一系列與可持續發展相關的新理念，并通過采取相應的具體行動落實這些理念，從而不斷豐富中國特色的可持續發展實踐。這些理念包括新型工業化道路，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創新型國家，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綠色低碳發展。其中不少理念是在中國自己實踐和認識基礎上提出和發展的，還有一些是基于國際上的經驗，并且很多理念是與世界同步的甚至領銜的。

　　中國制定了以“節能減排”約束性指標為核心的新時期可持續發展戰略，并且實現這些目標在國內是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從“十一五”開始，中國制定了降低能耗強度20%和減少主要污染物排放10%的約束性指標，并相應制定了綜合性工作方案及其重點工作，通過采取法律、行政、經濟、技術等一攬子綜合措施予以落實。2009年，進一步將應對氣候變化的內容充實到節能減排戰略中，首次對國際社會承諾自愿降低碳強度和增加森林碳匯等量化指標。在“十二五”期間，中國政府繼續“十一五”的政策取向，提出要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增加了非化石能源比重等約束性指標，提出了合理控制能源消費總量、逐步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場等新政策，促進中國的綠色低碳發展和轉型，逐步從理念到實踐，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的可持續發展道路。

　　正因為上述這些努力，中國“十一五”期間在節能減排領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突出成績。如“十一五”期間單位G D P能耗下降了19.1%，化學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總量分別下降了12.5%和14 .3%。可再生能源技術得到大規模應用，目前風電裝機規模已達世界第一。此外，我國在一些節能減排領域的技術和裝備制造上已經達到國際先進水平。

　　中國節能減排戰略的成功不僅反映在這些數字上，其取得的成果是綜合性的。這些成果和經驗包括從各級領導干部到普通公眾的節能環境意識得到顯著的提高；選擇優先領域采取具體的行動；奉行“從實踐中學習”的原則和多部門多角度的試點；落后產能被加速淘汰，產業結構向清潔化轉變；綠色創新能力、技術示范水平與綠色低碳相關產業規模得到大幅提升等。當然，我們也應該看到中國為取得這樣的成績付出了高昂的代價。無論如何，如果未來10年節能減排的政策方向能夠延續，在2020-2030年，中國有可能在主要行業的節能減排技術創新、設備制造、工程建設和管理方面達到世界領先水平。

　　記者：十年來，中國政府為了促進保持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也取得了矚目的成績。那么，您認為在哪些方面還存在不足之處？

　　王毅：不可否認的是，中國的可持續發展和節能減排戰略也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并需要在實踐中不斷加以改進。較為突出的問題是：自上而下的決策過程和過分依賴行政手段導致各類資源不能有效利用；在缺少有效協調機制的條件下，部門利益和特殊利益集團妨礙了改革的深化、國家利益的實現以及造成各種重復性工作。更為重要的是，隨著中國國際地位的提升和中國與世界的關系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由于巨大的規模效應，使幾乎所有的中國資源環境問題都具有世界意義和影響，無論中國還是世界都沒有做好準備去適應這種變化。

　　中國的迅速崛起使中國與世界的關系越來越相互影響，中國的任何行動都變得舉足輕重。在資源環境領域，由于資源稟賦、經濟規模和世界制造工廠的地位，中國的石油、鐵、銅、鉀等主要資源的對外依存度都在不斷增加，其中石油、鐵礦石等均已超過50%；中國的碳排放占全球的比重也超過20%，并仍在快速提高。隨著中國對海外資源的需求和海外投資的增加，可以聽到兩種不同的聲音，一是認為中國應該借助節能減排的成績成為世界綠色經濟的領導者；另一種聲音截然相反，他們懷疑或“恐懼”中國要改變世界現行的游戲規則。

　　綠色經濟是一個全球性話題，發展綠色經濟、實現可持續發展并非一國之事，它事關公平、競爭與合作。要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我們首先需要從“綠色”學起，在各個層面學會包容和擔當，這不僅是為自己更是為他人。實現“綠色崛起”，需要有更綜合的戰略高度、歷史眼光和全球視野，承擔更多的與自己的能力增長相適應的國際義務。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記者：面向未來，您認為今后十年甚至更長時間中國的可持續發展戰略應該怎樣選擇？

　　王毅：盡管關于綠色經濟、低碳發展還存在許多爭議和不確定性，但其發展方向是毋庸置疑的。重要的是，中國如何能抓住機遇、營造環境、把握節奏、強化創新、爭取主動、合作共贏，甚至在關鍵時候起到綠色引領的作用。我們需要把握兩個大局，采取穩健、漸進的綠色發展道路，逐步實現全面的綠色經濟轉型。一方面，面對即將到來的碳排放峰值限制，未來十年的戰略選擇十分重要，我們需要在發揮傳統優勢與尋求綠色創新方面保持平衡。另一方面，我們必須要在保證國家利益與和平崛起的前提下，積極參與全球環境和發展秩序的重建，通過戰略合作與布局，開拓全球的戰略空間。

　　制定中國的全球資源環境安全戰略。首先是通過利益相關方的參與，明確中國在資源環境領域的國家利益和戰略意志，增加資源能源需求的透明度，有效降低因信息不對稱所造成的風險，并通過政治、經濟、技術和軍事等綜合手段保護自己的利益；二是加強學習和研究，提高綜合研判未來資源能源發展趨勢的能力，了解各主要資源能源進出國的動態，提供可操作的對策建議；三是從周邊國家做起，通過長期合作項目，包括與資源開發相關的基礎設施、技術援助和能力建設項目，建立長期穩固的合作關系。四是實施資源能源相關產品、技術的戰略性收購，簡化相關審批手續，鼓勵國有、民營企業開展相關資源性企業和技術的股權并購與技術并購。

　　促進可持續發展領域的體制機制創新。鑒于我國在可持續發展領域部門分割嚴重，利益協調困難，不利于發揮整體優勢和提高效率。建議在堅持大部制改革的框架下，重新組建和成立以下機構：一是組建能源與氣候變化部，整合現有能源開發、節能、應對氣候變化與低碳發展等相關政府職能，使兩個聯系緊密的能源和應對氣候變化領域的規劃、政策、監管工作統一起來。二是組建資源與環境保護部，將涉及資源、環境要素的相關政府職能合并，特別是水利、林業、環保等部門應優先合并，以利于解決我國的區域、流域資源開發問題和環境保護工作的有效開展。三是成立國際開發署，作為日漸崛起的負責任大國，成立獨立的國際開發署是十分必要的，它將起到協調多個政府部門、更好地實施“走出去”戰略、制定對外援助計劃、提高國家“軟實力”、保障資源環境安全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把握可持續發展政策的重要驅動方向。在資源領域，今后十年應把提高資源效率和行業標桿管理放在首位，推動經濟增長與資源消耗和環境影響“脫鉤”，針對資源能源價格的改革應優先于其他財稅政策；同時加快土地制度的改革。在環境領域，重點應為解決跨行政區和流域的資源環境問題提供整體解決方案。在氣候變化領域，除堅持原有節能和低碳政策外，應謹慎對待碳排放交易市場建設，在總結國內外相關經驗的基礎上，抓好頂層設計和基礎能力建設，出臺相關指導意見和條例，避免盲目冒進，浪費資金和資源。

　　轉變對外經濟合作戰略，提升海外開發的企業社會責任。隨著國際社會對崛起的中國的日益關注，在新形勢下轉變中國的對外經濟合作戰略十分必要。目前有三方面優先內容：一是制定新時期對外經濟合作的整體戰略，把節能減排和應對氣候變化作為指導對外經濟合作的重要因素，加快包括外交在內的對外經濟發展方式的全面轉型，促進外交、商務、宣傳、發展等部門以及企業、公眾的廣泛參與和有效配合，更加合理地開發與保護海外資源和能源；二是在新一輪WT O貿易談判中，提起關于協調WT O相關制度與國際多邊環境協議的請求，以盡可能避免減緩溫室氣體排放、國內環境保護、綠色產業發展、知識產權保護、資源原材料貿易過程及其中可能出現的各種規則沖突；三是調整“走出去”戰略，實現綠色投資和貿易的轉型，制定中國海外開發企業行為的指導性原則，除遵守必要的商業規則和國際慣例外，還必須規范企業的投資開發行為，承擔企業在當地的社會和環境責任，支持當地的可持續發展能力建設，并努力促進海外投資企業社會責任和產業轉移規則的國際制度化；四是轉變海外援助模式，建立綠色援助機制，將節能環保、應對氣候變化作為海外援助的重點內容，加強南南合作，利用海外援助資金直接或間接地促進海外資源能源的開發和保護，樹立國家和企業的綠色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