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綠色、低碳發展方面，把控制溫室氣體排放作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調整結構的一個重要的工具。這一舉措得到了德班會議與會國家普遍的好評。然而，各國在討論綠色氣候基金的各項運作細節上卻各懷心思，分歧甚大。尤其受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和美國經濟危機的影響，當前氣候融資的國際形勢撲朔迷離。

　　首先，300億快速啟動氣候資金并非完全是新的、額外的、可預計的、財政的資金，且投向減緩的資金較多，而投向適應領域的資金相對較少。其次，每年1000億美元的氣候資金期待來自于公共渠道、發展銀行類工具、碳市場和私人部門，但諸多假設條件對于收入評估的影響都非常大，特別是碳價格和國際氣候融資比例，資金來源存在較大不確定性。而且，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在主要資金來源方面的主張上存在較大差異。發展中國家出于資金穩定因素，始終主張以公共融資為主，發達國家出于減少公共支出的考量，更傾向于依靠市場力量，普遍認為私人資金和碳市場應成為主要的融資手段。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發達國家公共債務普遍惡化，這一分歧也變得更加尖銳。在發達國家的推動下，本次德班會議重點討論的綠色氣候基金運作方案的一個導向，就是私人資本的籌集和利用應成為該基金實現目標的關鍵。此外，從形式上看，全球氣候資金談判所涉及的范圍主要集中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京都議定書》之內，但從實質上看，全球氣候資金的實質運作重心卻又在兩個公約框架之外，主要是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紛紛在聯合國框架之外利用現有的各種對話平臺就氣候變化問題展開磋商，以此影響“雙軌”談判進程。顯然，復雜的國際政治經濟因素將推動氣候融資談判機制向“多軌”發展。

　　在復雜的國際氣候融資形勢下，我國仍是國際氣候資金籌集和運用得最好的發展中國家之一。當前，我國利用國際氣候資金的主要來源包括CDM收入、多邊開發機構的資金支持和國外私人部門的投資。此外，我國政府推出了大量促進節能減排、刺激綠色經濟發展的政策措施，相應也帶動了國內氣候資金的投入。但是，我們對氣候資金的管理、籌措與運用仍存在大量問題。

　　從管理上看，我們不僅缺少氣候融資戰略，也沒有統一的氣候融資管理體系，主要表現在氣候資金來源分散且尚未單獨核算、審批與管理部門多頭并行。尤其是國際氣候融資，因涉及外資的進入及監測監管，以及國際氣候談判中的氣候融資的核算，這個問題更顯嚴重。從資金來源上看，CDM機制國際政策層面的中國前景不很樂觀，以項目為基礎的CDM很可能將僅限于在最不發達國家開展。多邊開發機構的資金規模直接決定于資金機制的總體出資規模，由于世界銀行和國際金融公司由美國所主導，亞洲開發銀行由日本和美國所主導，要吸引更多的多邊機構資金，需要進一步加強多邊及雙邊的融資談判實力。當前國內氣候融資主要以財政性工具為主，且支持力度有待加強；金融性工具尚未發揮出應有作用。從資金運用上看，以投資于節能減排項目、可再生能源項目等緩解領域的居多，而投資于生態系統、生物多樣性保護、土地和水資源保護等適應領域的資金相對較少。

　　在應對氣候變化及綠色經濟轉型的全球背景下，清晰把握國內外氣候融資的規模、流向以及治理情況不僅是我國參與國際氣候談判的需要，也是我國推進綠色經濟轉型，高速集聚綠色競爭力的關鍵。因此，我國應立足自我，保持國際氣候融資的優勢，并大力發揮國內氣候融資在經濟建設中的作用。

　　第一，設計良好的氣候融資監管框架。明確氣候融資的歸口管理部門，出臺系列氣候融資政策，制定相關的監管和激勵措施，引導國內氣候融資流向，并從減緩和適應兩方面，充分考慮其主要的資金來源，積極創新融資渠道。加強氣候資金的核算與監管，關注資金安全。

　　第二，充分利用國際氣候資金。中國面對經濟高速增長與碳排放最大國的尖銳矛盾，氣候變化領域的發展合作可以成為我國吸引更多官方發展援助的有利條件。應提高多邊與雙邊談判能力，爭取雙邊渠道的官方資金、國際和區域政策銀行的優惠貸款。

　　第三，加大中央和地方財政資金的投入，優先關注綠色行業。運用稅收優惠、貼息、擔保、獎勵、風險投資等方式支持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項目的建設，帶動其他資金和社會資金參與。

　　第四，審慎設計碳交易機制，大力發揮碳交易市場的金融功能。碳交易政策效用能否得到有效發揮，在乎于體系設計是否精心合理，否則將可能給未來的監管帶來巨大的成本，造成社會福利凈損失。

　　第五，充分利用金融服務和投資部門的氣候資金。健全綠色信貸機制，引導商業銀行資金向綠色行業傾斜。增強政策性銀行對氣候變化領域的投入或考慮設立政策性綠色銀行。充分利用上市金融機構、主權財富基金、保險基金等長期投資者控制而短期內不需要變現的資產。發揮資本市場在氣候融資中的重要作用。充分開發其他金融工具和融資手段，如綠色融資租賃、綠色信托、綠色債券、綠色融資擔保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