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氣候變化談判代表團副團長蘇偉12月2日在接受外電記者集體采訪時表示，中國“不排除接受有法律效力國際協議的可能性，但取決于談判”。

　　這是中國代表團首度就這個問題對外公開表態。這個消息立即在德班國際會議中心引起了強大反響。

　　幾天前，即有印度媒體披露，如果能在其他方面獲得讓步，中國可能準備接受一個有法律效力的國際減排協議，將具有國內法律效力的碳強度減排指標——到2020年實現在2005年基礎上減排40%-45%——作為有國際法律效力的指標。

　　在一些觀察人士看來，中國政府的這個立場并非沒有先兆。今年11月22日公布的《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與行動白皮書（2011）》，有這樣一段表述：“很多發展中國家已經提出了到2020年的自主減排行動目標，在發達國家在《公約》和《議定書》第二承諾期分別承擔到2020年有國際法律約束力的減排指標的情況下，可按照‘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以適當的法律形式明確發展中國家的減緩行動，認可發展中國家的減排努力。”

　　對于蘇偉對外電的公開表態，另外兩個基礎四國國家，印度和巴西在當地時間周六舉行的發布會上沒有表明同樣的立場，仍堅持原有的說法，印度代表團更是稱外電對蘇偉的話理解有誤。不過，據消息人士透露，在基礎四國中，巴西和南非實際上并不反對接受一個有國際法律效力的協議，因為其排放總量遠小于中國和印度。而印度傾向于不接受國際法律約束。據稱，印度代表團團長對印度記者幾天前披露中國立場“非常憤怒”。但分析人士認為，蘇偉此番公開表態，中方必是和基礎四國其他國家的高層做過溝通。

　　另據消息人士透露，77國集團加中國談判陣營，雖然在公開場合的發言中仍是意見一致，但私下里內部分歧已經很大。事實上，最不發達國家（LDC）和小島國聯盟（AOSIS）最近各自向秘書處提交了一份提議，呼吁所有的國家采取有效合適的國際行動并進行盡可能廣泛的合作，要求《公約》下的長期合作行動工作小組能形成一個議定書或其他有法律約束力的協議并建立可核實的工具。這些生態脆弱的國家受氣候變化的影響非常大。有的甚至面臨國土消失的危險。

　　不過，中方目前的表態對談判進程能產生多大的推動作用仍不好判斷。其一，即使在中國的帶動下，所有其他國家同意加入一個有國際法律約束力的協議，美國受國內政治限制，仍然不會同意。但那樣的話，可以讓美國成為眾矢之的。從這個角度理解，不失為一個談判策略。

　　更重要的是，僅僅表態可能加入一個有國際法律約束力的協議并不能完全滿足歐盟的要求。歐盟的要求是，在德班會議上同意啟動談判一個全新的包括所有締約國在內的有國際法律約束力的協議，在2015年完成談判文本，在《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結束后——可能是2018年，最遲不晚于2020年，開始實施。屆時，這個全新的國際協議將取代《京都議定書》。

　　如果僅僅是同意啟動這樣一個談判進程，中國其實并無大礙。因為中國既定的國內有法律約束力的碳強度減排目標就是到2020年的。也就是說，在2020年前，中國并不需要作特別的調整。

　　但歐盟提出，如果要將全球氣溫上升控制在2攝氏度，目前主要排放國在哥本哈根會議上遞交的國內自愿減排行動并不足夠，而是需要采取更大的行動。歐盟環境總干事榮格－麥茲格向財新記者表示，新的國際協議必須反映地緣政治的變化；同時，在過渡期（現在到《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結束），要提高遞交的現有的國內自愿減排目標。

　　針對中國的目標，榮格－麥茲格表示，他們需要了解這一目標是否是“常規情景（Business as Usual）”，是否有額外的努力。他們將要求中國遞交分析報告來解釋這一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