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年的國際氣候會議為中國民眾做了很好的環境與氣候變化知識的普及，而公眾的廣泛關注反過來又促使中國媒體普遍加強了環境與氣候變化報道。
如今談論氣候變化已經成為一門顯學，氣候報道也跟著沾光而顯得比較熱門。
中國媒體在行動
中國媒體對聯合國氣候會議的采訪報道聲勢浩大。有報道說，中國采訪哥本哈根氣候會議的記者80多人，采訪2010年坎昆氣候會議的記者超過100人。外文局也開創性地派出多語種記者赴境外采訪了坎昆會議，報道文章轉載率還相當的高。
中國媒體同時還加大了節能減排和應對氣候變化的報道力度，如，中國中央電視臺、新華社等先后制作了《面對氣候變化》、《應對全球變暖——中國在行動》等一系列專題報道節目，拍攝了《關注氣候變化》系列宣傳片。中國媒體還通過不同的方式來倡導綠色環保、低碳消費的理念，如，中國新聞社在北京王府井步行街舉辦了“低碳發展，低碳生活”公益影像展，通過180余幅精彩照片，展現了中國低碳發展的綠色畫卷，讓公眾更加深入地了解了中國為應對氣候變化所做出的不懈努力，也向國際社會和社會公眾展示了中國低碳發展所取得的成果。中國的互聯網媒體也積極關注應對氣候變化，新華網、人民網、中國網、搜狐、新浪等都設立了應對氣候變化專題網頁，及時追蹤報道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熱點新聞，宣傳低碳生活理念。
旨在對外介紹和說明中國的外宣月刊《今日中國》也加入到環境與氣候報道的行列。2010年，《今日中國》制作了70多個相關的環境與氣候報道選題。坎昆氣候會議前夕，還專門編輯出版了英文版和西文版應對氣候變化專刊，進入坎昆的主會場、分會場、會展中心、媒體中心、記者入住酒店等相關場所。專刊內容分幾個大的板塊：一是氣候變化帶來的影響，二是氣候變化的成因，三是中國應對氣候變化所采取的政策、舉措及其進展，四是國際社會為應對氣候變化所經歷的談判歷程、歷次談判取得的成果和中國在這個過程中所起的作用，五是中國對坎昆會議的期望。除此之外，還穿插了一些公眾、企業和NGO的努力，反映了他們的行動和聲音。坎昆會議期間，中國代表團團長、美國代表團團長、墨西哥總統和外交部長都對中國出版氣候專刊表示感謝，聯合國系統駐華機構總協調人和高級氣候顧問都稱贊專刊有助于人們了解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和節能減排的進展。該專刊的文章先后被110多個媒體轉載。
專業水準待提高
中國媒體的氣候報道對于介紹中國應對氣候變化政策立場觀點、節能減排措施進展成效和產學研社會各界綠色低碳實踐，幫助國際社會了解中國，或澄清國際社會的誤解，以平衡國際輿論，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尤其是上海一財、財經雜志、新世紀周刊、中國日報等媒體記者多有很專業的報道，贏得了業界贊許。
但是，很多研究者和一線記者指出，中國媒體的氣候報道在整體的專業水準上與西方媒體相比較還有差距。中國青年應對氣候變化網絡的李立認為，中國媒體氣候報道普遍存在知識不足的問題，有些媒體對氣候變化知之甚少，經常出錯，報道也不很客觀，還有漏報現象，深度分析不夠，語言也有障礙。采訪過天津氣候會議和坎昆氣候會議的中國網英文編輯張放在接受筆者訪談時說：“外媒從業環境報道的記者都比較專業，他們的報道更有深度。”
總的來說，中國媒體氣候報道之不足，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對氣候變化問題持續關注不夠，導致常態的氣候報道缺乏系統，大型國際會議的報道則一窩蜂；即使是對會議的報道，也是議程多、議題少，中國信息多、國際信息少，官員聲音多、學者聲音少，表面內容多、深度分析少，會議花絮多、熱鬧有余、冷靜觀察深入解讀評論少，正面表達多、質疑研討少，對專業術語解釋不夠甚至不準等。這些問題都是論者詬病較多的地方。
氣候變化議題源自西方，西方媒體從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就開始進行報道，在英國都有跟蹤氣候問題二三十年的記者，而中國真正投入專門人力報道氣候問題恐怕是進入新世紀以后的事情了。同西方媒體記者比起來，中國媒體從事氣候報道的記者大多年輕，接觸氣候變化題材時間比較短，對本領域熟悉程度不高，國際視野有限，應變能力稍差，導致報道中就事論事、人云亦云、缺乏自己的議程設置。
更何況，氣候問題牽涉的領域非常多，覆蓋了氣候、環境、科技、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活等方面的知識，這就對記者的專業素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很多觀察人士提出建議，希望加強對中國媒體氣候報道記者的培訓工作。
氣候傳播的原則和策略
通過組織氣候報道專刊和參與坎昆氣候會議報道實踐，筆者體會到，要改進和提高中國媒體氣候報道水平，需要遵循以下幾條原則：
一是人文情懷：氣候變化是全球關心的話題，我們的報道也要體現人文情懷，拉近與讀者之間的心理距離；
二是國際視野：氣候問題上，各國家地區都有自己的盤算，要持續報道國際幾大陣營的利益訴求，反映各方不同的觀點和立場；
三是平衡客觀：不能偏、窄、狹隘地看待氣候問題上的不同立場主張，要反映不同聲音，包括主流非主流的、官學民企和國際機構非政府組織，同時照顧窮國和小島國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關切；
四是中國立場：應充分介紹中國的立場觀點、減排目標、行動方案、具體舉措和國際合作，不回避問題但著眼于產生問題的原因和解決問題的辦法，這是我們報道的立足點，通過我們的報道爭取國際理解和支持。
對于中國媒體的氣候傳播策略，筆者曾在坎昆舉行的基礎四國+墨西哥氣候傳播邊會上談過自己的看法。筆者認為，基于國家利益，媒體各為其主各為其國，這是當前國際氣候報道的最大特點。我們在探討氣候傳播策略時必須正視這個現實。在此前提下，筆者的建議是：
一要在基本態度上尊重科學，尊重事實，不造假、不回避、不操作、不炒作。
二要在價值取向上關注民生，貼近百姓，用平民視角來做氣候報道，體現媒體的人本精神和人文情懷。畢竟，應對氣候變化原本就是為了人類未來，氣候報道也應該落在人身上，為人服務。要把氣候變化對公眾生活的負面影響和應對氣候變化對公眾的積極作用說清楚，這樣有助于爭取公眾對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和舉措的理解和支持。
三要在國際間努力營造交流合作的媒體環境。各國媒體盡可能減少氣候報道中的政治味、火藥味，盡量讓氣候問題回歸到科學和法律層面，避免激起公眾情緒和輿論氛圍的對立。更重要的是，媒體應該扮演給力的角色，為推動國際氣候談判和國際氣候合作發揮積極的建設性作用。
四要在傳播者的專業素養上下工夫。氣候報道同氣候問題相生相伴，氣候問題解決不了，氣候報道也會持續不斷地延續下去。因此，作為媒體工作者，應該不斷地學習，不斷地提高專業能力，以確保我們的氣候報道更具有專業水準，包括通俗易懂地向公眾闡釋一些科學術語和專有詞匯，幫助科學家實現與公眾的溝通交流。
五要在傳播載體上加強跨文化跨語言傳播能力的建設，首先是實現多種語言文字的傳播，讓生活在不同語言環境下的公眾能夠更方便地了解氣候問題，并參與到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中來，同時幫助促進各國公眾的相互理解。談判的主體是各國政府，最終行動還要靠公眾。
這些建議得到當時在場的學者贊同，現在看來也仍然是合理可行的。不過應該做點補充，專業還有另外一層含義，就是要了解氣候變化問題的來龍去脈和氣候談判歷史進程，了解中國政策目標、政府立場和公眾需求。同時，還要更加重視和突出用外文做好氣候報道。中國網英文編輯張放強調：“我個人覺得英文報道還是很重要的，語言上面能在第一時間里讓外國民眾看到中方的聲音，也體現我們對氣候變化這一議題的重視。”
提前做好德班會議報道準備
2010年坎昆氣候會議期間，中國吸取了哥本哈根氣候會議的教訓，全面介紹節能減排工作，與主要談判方進行密切、頻繁的磋商，致力于在談判中發揮積極的、建設性作用，加之國際輿論對坎昆大會期待值不高，且日本和拉美國家的強硬立場吸引了國際輿論相當一部分關注度，涉華輿論明顯好于哥本哈根會議，客觀、積極的聲音占據多數。但這并不意味著中國在今年底南非德班聯合國氣候變化會議上的壓力有可能會更小一些，中國媒體還是需要做好充分準備。
首先是要加強學習，了解跟氣候變化問題的來龍去脈，了解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目標，了解各個陣營的主要訴求，了解本專業的歷史和現狀，了解境外涉華氣候變化輿情。令人感慨的是，筆者發現，每次談到要加強學習，總是有人不屑一顧，對送上門的講座培訓都不耐煩聽，但事實上不學習真不可能提高氣候報道的專業水平。
舉一個小小的例子，比如坎昆會議期間，印度環境部長拉梅什提出一個有關“1%原則”的建議，遭到基礎四國中其余三國的拒絕。為什么要拒絕？這涉及到對國際磋商和分析（ICA）的認識，模糊了ICA與MRV的差別，混淆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歷史排放責任，違背了共同但有區別責任原則。“1%原則”一旦確立，中國始終堅持的發展中國家地位、《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京都議定書》，以及共同但有區別責任原則等，都將失去意義，中國將和美國受到同等對待，而中國的歷史排放總量只是美國的大約1/3，人均不到美國的7%。
應對氣候變化這個議題里頭有很多道道。只有弄清楚各種主張和觀點背后的含義，才能既遵守了國際法律文件精神，又堅守了中國自己的基本立場和利益。國家利益始終是第一位的，不能為了國家形象而損害國家利益。國際氣候談判是這樣，對外氣候報道也是這樣。
當然，我們也不能等著到德班會議再一顯身手。為了更好地展示和傳播中國積極應對氣候變化自主節能減排的國家形象，中國媒體尤其是對外媒體還需要立足于對外傳播選題內容的創新和轉型，進一步認識氣候傳播的重要性和長期性，切實做好日常的氣候報道。
氣候問題在可預見的未來不可能完結，相伴而生的氣候報道也會持續下去。追求綠色、低碳、可持續發展，已經成為不論貧富的人類社會不可阻擋的趨勢。中國媒體應該搶占道義制高點，從人類共同價值、中國科學發展、全球轉變生產生活方式等方面，著力挖掘氣候報道的內涵，努力構建共同的話語體系，更好地對外介紹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節能減排、綠色發展的政策、行動和成效，展示和傳播中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