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溫家寶總理指出：我們要在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下，積極開展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合作。應對氣候變化的南南合作工作（即發展中國家間的經濟技術合作）是我國對外合作的重要內容，它可增強我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在氣候變化國際談判中的相互理解和支持，擴大利益交集，鞏固發展中國家陣營戰略依托，以及在談判中的統一立場，維護發展中國家的整體利益；同時，南南合作可促進、幫助發展中國家提高應對氣候變化的能力，樹立中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促進適用技術轉移，推動國內科技界和企業界走出去，實現中國與發展中國家在應對氣候變化進程中的互利共贏。
發展中國家內部已開始分化
當前，氣候變化問題對世界各國政治、外交、經濟、社會、科技、文化等方面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關注。但在哥本哈根與坎昆的氣候變化談判中，兩大集團（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三股力量（77國+中國、歐盟、傘形國家）由于根本利益的巨大差異，許多重大問題很難達成一致。氣候變化國際談判將是長期的，也會是非常艱巨的任務。
目前看，盡管發達國家之間有所矛盾，但其利益的一致性和矛頭所向有所增強；盡管發展中國家是氣候變化的最大受害者，但由于各國發展階段、歷史和政治背景、利益訴求差異很大，發展中國家內部的團結有所松動。
中國是發展中大國，目前正處于工業化的初期，人口多，2010年碳排放量占全球第一。因此，發達國家弱化歷史責任，突出當前排放和國別總量，對中國施壓，采取了一系列捆綁策略，企圖把造成氣候變化的責任焦點轉移。同時，發達國家在碳排放分配、碳市場、碳貿易、碳金融等方面加緊推進，以形成由西方國家主導的新的、固化貧富差距的國際規則。
在國際氣候變化談判中，發展中國家內部分化的跡象已顯現。特別是發達國家口頭承諾到2012年（2009—2012年）出資300億美元，2020年之后每年籌措1000億美元用于發展中國家的減排行動之后，發展中國家的一致性更難協調。
2010年坎昆會議上，基礎四國（印度、巴西、南非、中國）出現多處不和諧音，如印度出于“強大的政治壓力”，輕易拋出超出底線的方案，一改以往強硬的態度；巴西未簽署哥本哈根協議，對哥本哈根協議下的議題多有微詞；南非是2011年氣候變化談判的主席國，關注點集中在會議形象。波利瓦爾集團及小島國提出堅持極端的方案（至2050年，全球平均氣溫上升不超過1.5℃）；非洲聯盟關心可能的300億和1000億美元的分配問題。
發達國家從政治、經濟利益角度出發，日益重視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與發展中國家的援外及合作，其意圖一是拉攏分化發展中國家；二是加快全球戰略布點，開發潛在的氣候技術市場。
2009年美國總統奧巴馬提出與穆斯林國家建立伙伴關系，承諾將進一步增加對非洲的援助，并派遣科學特使前往穆斯林國家探索在氣候變化、能源、綠色技術等領域的合作機會。
歐盟面向發展中國家的援助項目主要涉及應對氣候變化、潔凈水、能源和食物等領域，并先期投入6500萬歐元。
2009年德國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以氣候變化、土地資源、水資源等為研究重點設立“區域能力中心”，以尋求全球性問題的解決方案。
2008年日本啟動了“面向可持續發展的科技研究伙伴計劃”，實施了多個涉及環保、糧食、能源、災害的對非援助計劃。英國和瑞典均對氣候變化的援外進行了新的部署。
看來，氣候變化背后有著深刻的經濟、政治背景，臺前幕后復雜多變。中國是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承擔著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在承受巨大壓力的情況下，中國也要有所準備并積極行動，把氣候變化有關的南南合作迅速開展起來。
設立專項資金幫助國際朋友
我國在氣候變化的對外援助方面已有相當的規模和基礎，增強了受援國的自主發展能力，改善了當地民生，為促進發展中國家之間的雙贏、帶動相關產業發展作出了貢獻。加強在氣候變化領域的南南合作是形勢所需，長遠戰略所需。
廣大發展中國家是氣候變化國際談判中的一支重要力量。發展中國家承受了氣候變化帶來的嚴重不利影響，同時又面臨發展、減貧等迫切任務。在通盤謀劃氣候外交和談判策略時，應重視通過加強氣候變化援外及南南合作來爭取發展中國家共同立場的一致性。筆者建議，設立應對氣候變化南南合作專項資金，專項資金的使用方向可為：
1.國別交流與合作：有針對性地開展雙邊和多邊交流，結合外交與氣候變化談判需求，考慮某些國家特別的訴求，實施對外援助。通過達成一致，讓國際朋友在關鍵時機、關鍵場合發揮重要作用。
2.國際科技合作：從發展中國家向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秘書處提交的有關材料中可以明顯地看出，廣大發展中國家對可再生能源技術、節能減排技術等有著迫切的需求。需要結合國際談判需求，加強在氣候變化的基礎研究、應用技術、能力建設、國際和地區政策、國際規則制定等的科技合作，謀求共同利益，增強發展中國家的話語權。支持我國與發展中國家科技界參與世界氣候研究計劃（WCRP）、國際地圈—生物圈計劃（IGBP）等國際大科學計劃，增加發展中國家對全球變化研究的貢獻。
3.適用技術轉移：我國已研發推廣應用了一批應對氣候變化領域的成熟適用技術，在水資源、農業、造林、衛生、生態環境保護、荒漠化治理、減災防災、可再生能源與節能等重點領域，形成了較完備的適用技術體系。許多發展中國家所處的自然環境、發展階段與我國不同地區有很大的相似性，因而我國的許多技術更具有針對性和適用性，且具有成本低、易掌握、見效快的優勢。
可以通過援外培訓班、示范項目等方式，將我國一批技術，通過企業推廣到發展中國家。通過區域性布局布點，建設一批有國際影響力的技術示范項目，形成網狀示范基地集群，促進項目成果的輻射推廣。
4.適應能力建設：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發展中國家最大的難題是適應問題，主要為預警預測、適應型工程、防災減災、土地利用/土地覆蓋變化等。通過援外項目，形成一批看得見、摸得著、解決實際的中小型工程，造福當地百姓，加強國際關系。
5.人才交流與培訓：加強對發展中國家參與國際事務的人才交流，組織南南之間的特別培訓，和資助氣候變化研究的人才培養。
鼓勵企業輸出技術、產品和標準
應對氣候變化南南合作工作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頂層設計、綜合規劃、超前部署、配套實施、協同推進。
考慮到資金強度太大，會超出我國國情，資金強度太小，作用難以發揮，建議每年新增10億元人民幣的專項經費（僅相當于建十公里高速公路，或蓋幾座高檔辦公樓），納入到南南合作總體框架。其中，7億元左右由氣候變化談判的主管部門負責，設立新科目，制定使用規程，用于國別合作與適用技術合作；其他3億元左右的增量納入到已有的南南合作中的科技、農業、教育等渠道，有利于發揮存量和增量間的統籌與資源整合，資金用于科技合作、適應、人才培訓等，并在原有使用管理規程上進行修訂。
此外，要建立聯合會商制度，形成各部門間有效的溝通機制，防止重復、增強合力。
支持企業和科研機構加強與發展中國家的聯絡，鼓勵其向發展中國家輸出技術、產品、設備和標準。利用專項資金的平臺，引導地方加強與發展中國家建立更緊密的經濟、科技和文化聯系。
重視和發揮專項資金在提高軟實力方面的作用，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政策規劃、資源調查、技術咨詢等服務，包括支持編寫本國應對氣候國家方案/行動計劃，準備《國家信息通報》和《技術需求評估報告》（TNA）、幫助最不發達國家準備《國家適應行動計劃》（NAPA），協助發展中國家科技界參加政府間氣候變化委員會（IPCC）評估報告有關工作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