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嘉賓：蘇偉(聯合國氣候變化談判中國代表團團長、國家發改委應對氣候變化司司長)

　　王石：從哥本哈根回來，您的體重下降了多少？談判時是如何提神的？

　　蘇偉：中國代表團的體重平均下降8斤，少吃了很多飯，少睡了很多覺。在哥本哈根21天，每天平均睡3個小時就算不錯了。

　　談判非常耗費體力，談到最后腦子就不轉了，但你必須讓它轉。一天下來，一摸腦門，熱的。想想也有道理，用腦子的時候血液都往腦子里走，腳板心就冰涼了。有時喝咖啡的時間都沒有，還得靠內在的意志。責任逼得你必須強打精神。

　　王石：在哥本哈根，你那個著名的諧音之說(“咖啡”與“棺材”)，你解釋說是翻譯的問題，當時的想法是什么？

　　蘇偉：總覺得發達國家在資金問題上一直沒有誠意，光耍嘴皮子。即使少得可憐的錢，也沒有真正兌現。在落實哥本哈根會議的成果方面，說的多做的少、雷聲大雨點小。我那句話是對他們不負責任行為的一種很自然的反應，也在提醒全世界關注這個問題——發達國家說得好聽，落實到行動是很難的。

　　王石：當時矛盾點落在中國和美國身上，我們承諾單位GDP碳強度要降低40%－45%，發達國家還不愿意。

　　蘇偉：發達國家得寸進尺。哥本哈根會議之前，中國做了很充分的準備，公布了2020年前在控制溫室氣體排放方面的行動目標，這是很不容易的，涉及到就業問題、經濟發展，要花很大的代價。但我們決心很大，認識到這既是我們自身的需要，也是為了應對全球氣候變化。

　　發達國家一開始說：你只要往前走一步，就很好了。等你邁出第一步，他說第一步太小，要邁得大一點。等你再邁一步，他說還是不夠。總體來講中國非常認真、積極。他們自己推卸責任、不想干，逼著我們干。

　　王石：哥本哈根談判的緊張狀態下，你們的幕后工作狀態是什么樣的？

　　蘇偉：根本沒有幕后，全都在光天化日之下，一場會接一場會，沒時間在背后思考、謀劃什么。現在，大家希望坎昆會議能取得成果，但并不那么迫切。在哥本哈根，全球性的關注達到一個頂峰。氣氛和工作節奏都很緊張，場景非常亂，各路人馬風風火火，喊口號的、舉大喇叭的、游行的、靜坐的、擋道的，來來往往都是人。在哥本哈根的每個不同角落，都有人醞釀著不同的磋商。現在講斗爭不太時髦，但發達與發展中國家的斗爭的確非常激烈。

　　王石：你怎么看氣候談判的實質？

　　蘇偉：中國改革開放30年，經濟社會的發展引人注目，必然相應增加能源消耗、帶來排放；另一方面，中國人口多底子薄，按歷史人均來算的話，并不是主要排放來源。這里涉及到發展空間、公平發展的問題。現在經濟發展了，大家看著眼紅——畢竟全世界的發展空間有限，已經發展起來的國家就設法來限制你。這是氣候變化談判中非常重要的一個問題：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限制發展和反限制發展的斗爭。

　　相對來說，歐洲的環保節能意識比較強，美國就不同，大房大車寬馬路，城市格局分散。這些差異折射到產業上，歐盟就愿意搞技術創新，提高效率、節省能源。這也必然會給其他國家帶來競爭壓力，帶來發達國家之間經濟競爭、市場爭奪。

　　所以說氣候變化問題的實質，歸根到底還是發展問題，焦點還是發展權之爭，是國際事務的主導權之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