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跨越坎昆會議？國際氣候談判進程似乎停頓不前、難以突破。達成新的綜合性重要協議的可能性似乎不大，但是，一無所獲也不是各締約方的理想選擇。國際社會需要推動氣候進程，需要有所作為。如果坎昆不是預期中的哥本哈根-拯救地球的最后稻草，也不應該是現實中的哥本哈根-充滿挫敗，幾乎無果而終。這樣，國際社會所需要面對和選擇的，是如何取得有限進站，跨越坎昆，為2011年的談判夯實基礎。

　　一、當前國際氣候談判形勢分析

　　在目前的國際氣候談判中，歐盟、美國和中國是三股重要力量。三者的參與態度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左右構建國際氣候制度進程。

　　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歐盟一直發揮著領導者的作用，積極致力于促進全球性的氣候保護行動和制度構建。盡管2008年的金融危機和2009年氣候談判進程中有被邊緣化的自我感覺，但其領導者地位在短期內不會發生逆轉。

　　美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和最主要的排放國，在氣候變化談判中卻一直扮演著“阻礙者”的角色。雖然奧巴馬政府曾多次明確表達對氣候保護行動和談判的支持，而《清潔能源安全法案》也于2009年6月底在美國眾議院得以通過，但要使該法案正式生效，還需要經過漫長而復雜的立法程序。2010年的中期選舉，民主黨在國會中的優勢地位不再，共和黨主導的國會可能難以將氣候變化法案擺上議事日程。另一方面，由于《法案》中提出的中期目標過于保守，無法使大多數其他國家滿意，因此，即使該《法案》能夠得以通過，也無法完全解決目前的談判僵局。

　　中國作為重要的發展中排放大國，氣候談判進程中的地位不論是主動還是被動，均呈快速大幅凸顯態勢。在當前的氣候談判中，中國堅持 “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積極維護并促進由“巴厘路線圖”確定的雙軌談判進程。但由于中國身為發展中國家，需要維護發展權益的前提下，積極參與國際合作，走低碳發展之路。

　　從歐、美、中三方在氣候談判中基本態度可以看出，在當前的談判中，能推動談判進程的“勝負手”是美國。京都議定書欲進還退的命運顯然有美國因素的影響，哥本哈根協議談判美國主導的影子揮之不去。難以寄希望于僅憑歐盟一方的努力就能達成各方期望的國際協議。事實上，任何缺少美國積極參與的國際氣候制度都難言成功。然而，美國的政治體制又決定了要使美國國會通過并提出讓各方都滿意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減排目標困難重重。因此，現行氣候制度下的談判僵局在短期內難以得到妥善解決。中國的態度對談判走勢會有一定程度的影響，但是無法決定和控制談判的整體進程。正視國際談判形勢和中國所處的地位將有助于確定中國在未來的談判中所應持有的基本策略。

　　二、跨越坎昆的可能選擇

　　如何跨越坎昆？國際社會的預期顯然不會太高。即使如此。參與談判的各締約方也需要有明確的選擇。那就是：不奢望在減排目標等關鍵問題上大的突破，尋求在快速啟動資金、透明度、減少毀林避免排放等問題上達成妥協，實現有限的務實合作。

　　在氣候談判中，各方的選擇顯然是務實的有限目標。中國基本目的是要爭取到盡可能大的發展空間。盡管身為發展中國家，但在當前的經濟和排放格局下，中國并不希望于通過氣候談判獲得額外的排放預算空間或資金轉移，但基本的底線是不需要受到排放約束或承擔資金義務。同時，在氣候談判這樣的全球問題上，中國應保持參與和合作的態度，向全世界展示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穩固和戰略盟友的伙伴關系，換取和諧發展的外部空間。美國也不希望放棄氣候變化這一國際舞臺，奧巴馬政府會通過各種努力，籌集相應資金，以期獲得氣候變化談判的領導權，聯合歐盟和部分發展中國家，對中國等新興發展中大國施壓。歐盟仍然希望能夠推動國際氣候談判進程，盡管其東擴后內部差異拉大而協調難度增大，但在減排、資金等問題上，仍會全力促進。最不發達國家處于自身利益的考慮，希望能夠獲得實實在在的好處，尤其是額外的資金，以增加其適應氣候變化的能力和實現低碳發展。小島國在氣候變化中的道義地位似乎得到進一步加強，敦促各方采取更為激進措施的聲音不會減弱。

　　對于中國等發展中國家，一種選擇是積極促進談判，通過盡快達成國際協議，明確發達國家的中期減排目標，使中國在較長一段時期內能夠不受強制性減排承諾的束縛，獲得保持經濟快速增長的合理排放空間。在這樣的談判策略指導下，一種有利的結果是能夠在2010年的坎昆會議或2011年的開普敦會議上通過談判促使達成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新國際協議，明確發達國家的中期減排目標，使“巴厘路線圖”能夠繼續得以實施。然而，從目前的談判進程來看，要實現這樣的目標，可能性并不大。

　　那么如果拖延談判進程又會如何呢？鑒于中國的排放水平快速增長的實際情況，在氣候談判中所受到的壓力與日俱增。如果能夠將目前的談判態勢保持到2020年，發展中國家的國力逐步增強，將會在國際談判中擁有更多的話語權，避免承擔不合理的減排責任，不失是一種可以考慮的選擇。然而，這種策略所面臨的不確定性較大。由于美國才是決定當前氣候談判能否取得實質性成果的主導力量，美國有可能根據其國家利益需要而調整其策略。例如，如果美國低碳技術開發出現革命性突破，或美國能源安全出現危機，美國可能迅速啟動氣候變化法案法律化進程。而且，歐美也在戰略層面擔心中國等新興發展中經濟體排放增加過多過快，導致國際地緣政治、經濟和環境格局發生改變。一旦美國國會通過氣候變化相關法案和明確的減排目標，聯合歐盟和部分相同認識的發展中國家，著力推動氣候變化國際協定的談判和簽署，對于中國等許多發展中國家而言，談判格局將會出現復雜極大地不確定性和風險。

　　由此可見，對于氣候談判的各方，無論是積極促進談判進程還是盡力拖延的策略都難以獲取理想局面，因此順應談判形勢的平衡策略無疑是目前較為現實的選擇。

　　三、 資金和透明度：可能的妥協

　　各國選擇“順勢而為”，表面上看起來并非雄心勃勃，但作為一種務實選擇，力爭有所作為。

　　首先，由于發達國家中期減排目標和全球長遠減排目標爭議較大，自上而下的目標分解不可能在短時間形成共識。在這樣一種情況下，互相指責并不能解決問題。在坎昆會議上，各方可以明確立場，繼續尋求達成共識的方式和目標，為坎昆以后的氣候變化談判打下基礎。關于“雙軌”與“并軌”的南北對壘，坎昆會議上還會上演，但難以形成妥協。

　　第二，在資金與透明度問題上可能取得進展，但妥協是必然的。發達國家已經表明姿態，承諾快速啟動資金，即在2010至2012年三年間，提供300億美元資金，幫助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根據巴厘路線圖的要求，發達國家的資金必須是額外的。但是，目前發達國家承諾的資金，只有部分是“額外的”，相當一部分是傳統的ODA即“海外發展援助”資金。發達國家認為，適應氣候變化就是一個發展問題，ODA納入氣候變化資金渠道，是合理的；但是，發達國家也會提供額外資金，用以發展中國家減緩氣候變化的行動。發達國家在資金問題上態度積極，但“打折扣”。如果發展中國家不接受，則可能停滯不前，一無所獲；如果表現一定的靈活性，敦促發達國家加大額外性，就有可能達成妥協。而且，資金問題的妥協還與發展中國家減緩行動的“透明度”即可測量、可報告、可核實（三可）相關聯。發達國家在資金問題上表現出積極姿態，也會要求發展中國家接受“三可”。對于發達國家資金所實現的減緩行動，接受“國際磋商與分析”不會有反對，但對于發展中國家自主減緩行動的透明度，在“國際磋商與分析”的細節方面，發達國家也需要接受發展中國家的有所保留。這樣，肯昆會議就可能取得積極進展。

　　第三，由于資金和透明度問題經過妥協得到解決，REDD（減少毀林和森林退化造成的排放）和技術合作方面，也會在形式上有所進展。地處熱帶雨林的發展中國家采取行動減少毀林，得到發達國家承諾的資金補償，應該是一種多贏：發展中國家獲得一定的資金補償；發達國家以較少資金減少大量排放；環境上具有減緩和適應雙重功效。客觀地講，發達國家不可能認同無償技術轉讓，但是，快速啟動資金可以用以技術合作，提升發展中國家的技術水平。這樣，在技術合作的形式上，達成一些共識。

　　第四，在與貿易和行業相關的問題上，締約方會利用坎昆會議的平臺，由于涉及其他國際條約和機構，難于有實質進展。與貿易相關的“碳關稅”和“邊境調節稅”問題，需要與WTO規則相吻合；航空航海等行業部門的減排安排，相關國際專門機構也是重要平臺。對于這樣一些超出氣候變化公約的問題，坎昆會議當然要討論，但也不可能開出最終處方。

　　第五，中國作為國際氣候談判的參與方，需要“順勢而為”，積極參與，應對各種可能的談判進程和結果。繼續堅持框架公約所確定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維護“巴厘路線圖”雙軌談判機制，聯合發展中國家，態度鮮明，堅決反對并軌。繼續鞏固南方陣營，利用“基礎四國”的核心作用，適當擴大其他發展中國家集團代表覆蓋面，積極推動資金等議題，促使快速資金啟動問題盡快落實。明確啟動南南合作，積極協助和爭取欠發達國家的基本發展權益，在南方陣營內讓利，通過南南合作給利。敦促發達國家盡快確定合理的中期減排目標并付諸實際行動，在必要時，可以在一些關鍵議題，如MRV等問題上做出有底線的讓步以示好，展現中國公開、透明、可靠以及極富成效的減排行動。此外國內的減排行動要繼續保持一定的張力，并在國際社會積極宣傳中國的減排績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