備受全球矚目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長期合作行動特設工作組”第十二次會議及《京都議定書》“關于附件一國家進一步減排義務特設工作組”第十四次會議，于10月9日在天津市梅江會展中心落下帷幕。

　　此次會議是中國政府第一次承辦聯合國框架下的氣候變化正式談判會議，也是年底墨西哥坎昆會議之前的最后一次正式談判會議，來自公約和議定書締約方以及觀察員國、聯合國相關機構、政府間組織、非政府組織和媒體約3000人與會。

　　盡管去年底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哥本哈根會議被期待為“拯救人類最后一次機會”的“劃時代意義”的大會。但由于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談判立場尖銳對立，大會并沒有形成有法律約束力的文件。今年4月、6月、8月已經分別進行了3次氣候變化談判會議，天津會議是今年的第四次談判會議，會議的進展將會影響坎昆會議成果。

　　那么，后京都時代究竟需要一份什么樣的議定書？通往后京都時代的路標又在哪里？

　　環境正義的核心是什么？

　　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立場的嚴重分歧，是造成“后京都議定書”遲遲難以出臺的根本原因。彌合兩者之間如此嚴重的分歧，僅僅通過技術層面的修補是難以實現的，需要各方回到環境正義的視野中去思考。

　　環境正義產生自美國環境保護運動，是公眾對主流環境保護行為中存在不公正現象的挑戰。從工業革命開始到1950年，人類由于化石燃料燃燒釋放的二氧化碳的總量中發達國家占了95％；從1950年到2000年，這50多年來，發達國家的排放量仍占到總排放量的77％。

　　溫室氣體在大氣中具有一定的存留期，如二氧化碳在大氣中的存留期為140年。二氧化碳在排放30年后，濃度衰減為原來的81％，經過100年后才衰減為原來的49％。當前，人類自工業革命以來排放的大部分溫室氣體仍在存留期內，并持續不斷地通過累積效應對今天的氣候產生影響。

　　正義的核心就是利益的公平分配，環境正義的核心則是尋求環境利益在分配上的公平。如何分配未來溫室氣體排放空間，也是后京都時代國際氣候談判貫穿始終的一個焦點問題。在當前氣候保護成本與利益的分擔、溫室氣體減排責任與義務分配不公平的背景下，非正義的拷問已經逐漸加強。

　　當前，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在應對氣候變化緊迫性上的看法是基本一致的，但在溫室氣體排放空間分配這一關鍵問題上，還存在較大爭議。在很大程度上，溫室氣體排放空間實質上就是一個國家未來的發展空間，溫室氣體排放空間分配的爭議，實質上是各國關于未來發展權的較量。

　　發達國家人口僅占世界人口的20％，消耗的能源和資源卻占全世界的80％，人均消耗的能源和物質材料分別是發展中國家的35倍和50倍。而發展中國家由于貧困導致國際競爭力、資源開發力的不足，卻被變相剝奪了平等利用能源和資源的機會，淪為能源和資源消費的邊緣國家。

　　當溫室氣體排放空間資源不再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而是成為“中等程度的匱乏”的稀缺性資源的時候，在這個國際社會非正義的二元政治經濟舊秩序造成環境成本、利益與責任的分擔、溫室氣體排放空間的分配不公平的背景下，氣候變化領域非正義的拷問逐漸加強，環境正義問題便登上了后京都時代的歷史舞臺。

　　正義不僅意味著權利的公平分配，也包含義務的合理公正承擔和利益與負擔的公平劃分，公平分配應得的權利和義務就是正義，不公平地分配應得的權利就是非正義。因此，實現正義首先要處理的是分配問題。

　　后京都時代如何實現環境正義？

　　一、后京都時代分配正義的實現

　　后京都時代溫室氣體排放空間的分配應遵循以下幾項原則:

　　1.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充分尊重發展中國家基本生存權和發展權。

　　當前發展中國家的溫室氣體的排放基本上是出于生存和發展的需要，在分配溫室氣體排放空間的國際氣候談判過程中，應當分清發展中國家的“生存排放”與發達國家“奢侈排放”，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充分尊重發展中國家的基本生存權和發展權，根據各國在排放責任與義務、經濟發展水平與支付能力、低成本的減排機會等具體情況，在排放權分配中合理地體現國家之間的差別。

　　2.堅持公平原則，有效提升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的能力。

　　在氣候變化問題上，最嚴重的不公平就在于發展中國家不可避免地要為氣候變化的不利影響承擔與自身責任不相稱的社會和經濟負擔。主要由發達國家造成的氣候變化，卻使發展中國家遭受更多的不利影響。發展中國家適應氣候變化的行動絕大多數是由自己做出努力，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幫助十分有限。

　　技術轉讓和資金援助的有效機制是國際社會應對氣候變化非常關鍵的核心手段。減少發展中國家溫室氣體的排放量是未來氣候變化制度成功與否的決定因素。通過有效的技術轉讓，克服在技術的開發、獲取、啟用和推廣等方面的障礙，使得發展中國家可以采用發達國家已經掌握的節能環保技術，就有可能實現溫室氣體的大規模減排。發達國家有責任增加對發展中國家的資金與技術援助，幫助發展中國家適應氣候變化。

　　綜上所述，以延續京都模式為主框架，根據人均排放權分配溫室氣體排放空間，是實現后京都時代分配正義的高效、便捷、可行的方案。

　　二、后京都時代矯正正義的實現

　　矯正正義是針對資源分配過程中出現的動蕩與矛盾而設計的救濟性措施，正因為如此，社會秩序才不至于失控。矯正正義是對分配正義的恢復和修復。

　　1.矯正過去:發展低碳經濟

　　從長遠看，低碳經濟倡導以較少的溫室氣體排放實現經濟發展目標，強調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相協調。如果加上對社會公平問題的考慮，在發展低碳經濟的過程中，注重滿足所有國家和所有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和相應的碳排放權利，則與強調經濟、社會、環境協調發展的可持續發展戰略是高度一致的。從技術經濟特性看，低碳經濟在實質上是提高能源效率和建立并完善清潔能源結構的問題，核心是能源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

　　這一技術經濟特性與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目前正在開展的節約資源和能源、提高能源效率、調整能源結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走新型工業化道路、降低污染物排放等做法是一致的。

　　2.矯正現在:提高發達國家減排指標

　　在后京都時代國際氣候條約的制定中，矯正正義應作為分配正義的補充、修復和完善，一方面加大發達國家減緩氣候變化的責任，另一方面提高發展中國家適應氣候變化的能力，從而提高應對氣候變化行動的執行效率，保證減排效果。

　　在《公約》和《議定書》等國際條約中，對于發達國家溫室氣體減排義務的規定都遠不及他們本應當承擔的義務。如《議定書》僅要求工業化國家2008年~2012年之間使其全部溫室氣體的排放量與1990年相比削減5％，在之后的國際氣候談判過程中，工業化國家的減排指標又打了折扣。

　　目前，雖然多數發達國家仍然有可能實現其于《京都議定書》之下的溫室氣體減排目標，然而，少數一些國家的減排行動與其京都承諾嚴重不符，比如加拿大實質上已經退出了議定書，美國也宣布拒絕批準議定書，這些國家使得未來減緩氣候變化的預期不容樂觀。因此，在后京都時代，在對溫室氣體排放空間進行分配的過程中，應提高發達國家溫室氣體的減排指標。

　　3.矯正未來:國際生態補償

　　溫室氣體排放空間的不可替代性和氣候變化危害的不可逆性決定了國際氣候條約“預防勝于救濟”的價值目標。由于現實社會發展階段的不同步，使得欠發達地區需要為保護生態環境而犧牲自己的發展權利，這顯然是不正義的。按照矯正正義的思想，就應當在全球應對氣候變化領域中建立一種國際生態補償機制，即對為減少溫室氣體排放而喪失發展機會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給予資金和技術上的援助和補償。

　　為了預防發展中國家因為承擔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責任而喪失未來的發展機會，同時也是為了預防發展中國家因為缺少資金和技術而增加本可以依靠資金和技術減少的排放量，并且還預防發展中國家因為缺少資金和技術而承受氣候變化帶來的更大危害，造成未來的不正義，發達國家應對發展中國家進行生態補償，給予其資金、技術上的資助。

　　環境正義是走向后京都時代的路標，是架構后京都議定書的基石。只有彰顯環境正義的后京都議定書，才能得到國際社會的共同認可和遵守。彰顯環境正義是后京都議定書的核心價值，實現環境正義是后京都議定書的終極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