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把綠色發展作為五大發展理念之一，強調必須堅持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堅持可持續發展，堅定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加快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形成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現代化建設新格局，推進美麗中國建設，為全球生態安全作出新貢獻。

當前，中國經濟發展面臨巨大的環境與能源壓力。環境方面，我國生態環境正面臨著邊破壞邊建設，且生態環境破壞范圍不斷擴大的態勢。據統計，我國669座城市中有400多座供水不足，110座嚴重缺水；全國天然林不足10%，草原退化面積達62%；全國七大水系中，松花江、遼河、淮河、海河、黃河已有50％—80％的水體降至國家標準的最差級。而據《中國統計年鑒》的數據顯示，全國環境污染治理投資總額2014年高達9575.5億元，占同年全國財政收入的6.8%；從2004年至今，環境污染治理年均耗費全國財政收入的7%以上。

能源方面，2015年《BP世界能源統計年鑒》顯示，中國能源消費增速雖然跌至1998年以來的最低水平，但中國新增一次能源消費連續第14年全球領先。據2015年《中國能源統計年鑒》發布的信息計算，我國2014年能源消費總量與一次能源總產量的缺口從2000年的0.84億噸標準煤擴大到2014年的6.39億噸標準煤，15年時間該缺口擴大了7.6倍，平均近兩年擴大一倍。美國能源部能源信息署發布的研究信息顯示，中國在2025年將超越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耗國，中國將消耗世界能源供給的19.6%，而美國的比例則是19％。

“迫切性增長”還是“理性增長”

如果把環境看成是經濟增長的一個源泉和接收器，顯然，大自然（環境）對于人類扮演著兩個重要角色，一是物質資源（如空氣、水等）的提供者，二是人類排放廢物的接納者。能源更是人類各項活動的“萬金油”，因此可以把能源看成經濟增長的一個投入要素。當經濟增長遭遇環境與能源雙重約束時，會出現什么情況？

基于一個包含技術進步的內生經濟增長模型，將環境和能源同時作為生產要素引入生產函數，并將環境質量引入到消費者效用函數中。通過對消費者的時間偏好率和邊際效用彈性的刻畫，將人類社會描述為“迫切性增長”型和“理性增長”型。其中，“迫切性增長”是對消費者的時間偏好率越大的一種理解性表述。消費者的時間偏好率越大，意味著消費者對當期消費的迫切性越強。“理性增長”是對邊際效用的彈性越大的一種理解性表述。邊際效用的彈性越大，意味著消費者從一致的均衡消費路徑上獲得的效用越大。經濟實現持續增長時，邊際效用彈性越大，穩態下的技術進步率將會降低，同時社會將會選擇減少能源的使用量，從而降低穩態下能源開采的增長率，環境質量惡化的增長率也將會下降。通過理論模型求解發現，當經濟增長遭遇環境與能源雙重約束時，經濟增長是否能夠突破這種雙重約束實現持續發展，取決于人類社會是選擇“迫切性增長”的發展模式還是“理性增長”的發展模式，而突破約束的有效手段是不斷追加人力資本投入，具體如下。

第一，對于一個“迫切性增長”的人類社會而言，技術進步的持續增長與穩態下增長率的提高，是滿足“迫切性增長”的前提。但當經濟增長遭遇能源與環境雙重約束時，最終的增長將不可持續，因為“迫切性增長”的人類，會使得最終能源開采率持續增長、環境質量惡化率持續增長，進而人類將把自己帶向能源和環境承受力的自然臨界點，“突然的毀滅將不可避免”。

第二，對于一個“理性增長”的人類社會而言，穩態下的經濟增長率降低的同時能夠保持消費者的效用不下降，這樣即使經濟增長遭遇到能源與環境的雙重約束，由于在追求經濟持續增長的前提下最終的技術進步率將逐漸變慢，同時資源開采率和環境質量惡化率都將逐漸變慢，因此人類社會的“和諧”發展將有望實現。

第三，經濟增長要突破能源與環境的雙重約束，理論上最有效的手段是通過追加人力資本投入來實現。因為追加人力資本的投入量，不但可以提高長期的技術進步增長率進而提高長期經濟增長率，而且同時也使得長期資源的開采增長率和環境質量惡化的增長率得到抑制。

加大人力資本投入

促進技術進步是關鍵

選擇人均GDP作為經濟增長的衡量指標，二氧化硫排放量作為環境質量的衡量指標，能源消費量作為能源消耗的衡量指標，利用歷年《中國統計年鑒》數據，基于向量自回歸模型對于中國經濟與能源及環境的關系進行經驗分析。同時，選擇GDP、勞動力投入量、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能源消費總額、工業廢水排放量與工業廢氣排放量的總值，構建包含環境與能源約束的生產函數模型，并結合其他預測方法對中國經濟增長施加能源與環境雙重約束的情況進行預測分析。結果表明：對能源與環境施加嚴格約束時，短期內經濟增長率有所降低，但降幅不大；而對能源與環境不施加嚴格管制時，短期實現了經濟的高增長，但長期來看這種增長可能性將越來越小，甚至走向停滯。

第一，環境的惡化和能源消費的增加會使人均收入增加，這與我國之前“高消耗、高污染、高增長”的發展模式相符，但長期來看，這種增長可能性將越來越小。如果對能源和環境同時施加約束，這種模式的經濟增長最終將難以持續而走向停滯，甚至崩潰。

第二，當同時考慮能源與污染對經濟變動的影響時，污染排放的減少有助于經濟增長，但污染排放的減少同時也意味著能源消費的減少，而能源消費的減少則會使經濟增長率降低，所以同時考慮環境與能源變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時，二者此消彼長的作用使得最終二者變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十分有限。這一結論與布羅克（Brock）和泰勒（Taylor）的觀點相同。布羅克和泰勒認為，在經濟發展中能夠降低能源的使用，無疑將對改善環境質量有重要意義，但能源在整個生產過程中是非常有價值的一種投入，對它的使用進行限制，反過來必然降低整個產出水平。也就是說，通過控制能源的使用來降低污染物的排放、改善環境質量肯定是有效的，但其對經濟增長的負面作用也是顯然的。對能源、環境與增長的上述認識是許多國家難以達成《京都議定書》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許多發展中國家拒絕簽訂協議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三，我國現階段污染排放物的產出彈性的絕對值大于能源的產出彈性，實現經濟持續增長的條件主要取決于技術進步和人力資本兩個因素。在不考慮污染的存量效應的前提下，對于我國的經濟增長，環境問題要比能源問題更為重要。預測結果表明，在對能源與環境不施加嚴格管制的前提下，未來五年我國GDP平均增長率能夠到達6％以上；而在對能源與環境施加嚴格約束（即對能源消費總量未來5年的平均增長率控制在2%以內，對工業污染物的排放總量未來5年的平均增長率控制在2%以內）的前提下，未來五年我國GDP平均增長率能夠到達4％以上。

顯然，環境與能源雙重約束挑戰經濟增長時，經濟增長有三個結果：放緩、停滯與崩潰。到底會出現哪種結果，理論上取決于人類社會對“迫切性增長”和“理性增長”兩種發展模式的選擇，而這又涉及每個社會個體的素質和理念。基于此，得出三點啟示：一是加快技術進步是實現經濟持續發展的根本方法。二是加大人力資本投入是實現經濟持續發展的有效途徑。三是節約能源、保護環境是實現經濟持續發展的基礎。

（作者單位：北京師范大學統計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