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中國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增加，實體經濟卻因背負沉重成本包袱而舉步維艱。昨日國務院發布《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工作方案》（以下簡稱“方案”），欲大幅度砍掉企業長期承擔的稅費、融資、人工、用能用地、物流等“高成本”。經過1-2年努力，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工作取得初步成效，三年左右使實體經濟企業綜合成本合理下降，盈利能力較為明顯增強。業內專家認為該新政出臺正當時，但對實體經濟的作用還要視落地效果而定。

多箭齊發

曾有經濟學家形象地舉例，20年前，人們月薪500元時，買一個打火機為1元，現在月薪漲到5000元了，一個打火機還賣1元，但生產打火機的各項成本全部在漲價，這就是實體經濟企業的困難。為此，方案從八個方面提出了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的具體措施，形成給實體經濟“減負”的一套組合拳。

具體來看，方案在降稅費方面提出，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落實好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免征18項行政事業性收費，取消減免一批政府性基金等。同時，要著力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大幅壓減各類行政審批前置中介服務事項，組織實施公平競爭審查制度，逐步實行全國統一的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等。而針對不斷攀高的人工成本，國務院則開出“藥方”，階段性降低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單位繳費比例，階段性降低失業保險費率，規范和階段性適當降低住房公積金繳存比例等。另外，在降低企業用能用地成本；較大幅度降低企業物流成本等方面也做了具體規定。

此外，方案還強調要提高企業資金周轉效率，包括對科技創新創業企業開展投貸聯動試點，鼓勵企業通過資產證券化、金融租賃方式盤活存量資源，清理規范工程建設領域保證金等。國務院還鼓勵和引導企業增加內部挖潛，開展技術、管理和營銷模式創新等。在限制融資成本方面，新規中強調，要完善商業銀行考核體系和監管指標，加大不良資產處置力度，適當提高風險容忍度。穩妥推進民營銀行發展，成熟一家、設立一家。加快發展金融租賃公司、融資租賃公司、村鎮銀行等各類機構。

“新政的出臺，確實是直指現在實體經濟中百業不振的狀況，可以說是非常必要的，也是瞄準了行業的痛點。”天和智庫（北京）經濟研究所所長龔成鈺告訴北京商報記者。

觸碰敏感神經

針對方案的影響，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副院長趙錫軍在接受北京商報記者采訪時表示，要想讓實體經濟能夠大踏步前進，必須要開源節流，而此次新政就是在節流中的一次大動作。他進一步分析，“方案觸動了很多敏感神經，比如關于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針對的就是現在民間投資常常遭遇行業歧視、資源分配不均，‘隱形門’、‘彈簧門’頻現等問題，接下來，要解決這些問題，在很多政策上將進行大的修改”。

據分析，方案中規定，要打破地域分割和行業壟斷，加強公平競爭市場環境建設。具體舉措是要清理廢除地方自行制定的影響統一市場形成的限制性規定，加快放開壟斷行業競爭性環節。開展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試點，從2018年起正式實行全國統一的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還要簡化外商投資企業設立程序等。“這些規定拋出后，后續必然會有細化落地政策出臺，很多現行規定便會隨之大改。”趙錫軍說。

另外，不少業內人士都注意到，人力成本這一備受關注的問題也被新規提及。海通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曾稱，2011年至今，我國新增農民工從1000萬銳減到350萬，農民工新增人口的減少直接導致勞動力成本上升，從而導致民間投資增速大幅下滑。“人力成本對于企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控制人工成本直接關系到勞動者的收入，如何在保障勞動者的所得和降低企業用工成本之間平衡是門學問，特別應該警惕在執行過程中出現偏差，企業把降人力成本變為降薪，不僅影響生產效率，更可能拖累消費。”

擔憂仍在

同樣值得關注的是，雖然新政有利于讓實體經濟輕裝上陣，但在整體經濟形勢嚴峻的大背景下，種種新政推行起來并不容易。舉例來說，金融體系有句名言——大而不能倒。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副部長陳昌盛曾強調，在實體經濟盈利能力明顯下降的背景下，金融“脫實向虛”趨勢進一步增強，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的功能在弱化。特別是在產能過剩行業，“去產能”下銀行“一刀切”地抽貸、斷貸問題增多，進一步加劇了債務條件惡化。從目前測算的信貸轉換率來看，信貸中實際用于支持實體投資的比例偏低。也正因此，不少分析師坦言，讓銀行資源多承擔風險去投入實業，難度頗大，解決辦法除了制度引導，可能還需要企業自練內功，提高資金利用率。

另一方面，“一枝獨秀”的房地產已經占領了中國經濟的半壁江山，從產業轉型升級的角度來說，房地產依賴癥導致的一個惡果是，資金、資源、利益都沉淀在這一個產業中，很多高新技術產業、創新型服務業難以獲得有力支撐，而如果中國新興產業在技術革新上鮮有重大突破，必然無法給實體經濟增添新動能。“但短期來說，眼看實體經濟整體疲弱，利潤率低且回報時間長，即使是獲得大筆融資的企業，也有不少將資金轉為銀行存款或是參與到諸如房地產等領域的炒作投機中，如何實現資源合理配置，可能還需要更長遠的戰略調整。”趙錫軍稱。

在龔成鈺看來，總體上，新政最大的問題就是很可能出現落地難。“現在各地方政府都有明確的考核標準，包括GDP、稅收任務、財政收支等等，而各地要進行城市建設、改善民生都需要錢，所以地方對于房地產等行業肯定會格外倚重，光實體經濟產業結構的調整是不夠的，必須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方面大調整，才能帶動實體經濟進行新一輪蛻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