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領域的產能過剩存在絕對過剩、相對過剩和成長過剩的區別，因此去產能的手段必然是多樣性的，對于絕對過剩的要“堵”，相對過剩的要“疏”，而成長過剩的，可能只有“等”，最終讓市場來實現優勝劣汰。
照片上拿著VR眼鏡的兩位，就是4月底參觀德國漢諾威工業展覽會的奧巴馬和默克爾。當天，奧巴馬在結束與VR眼鏡員工的對話后，露出了他的招牌微笑。對話內容大致如下：
“這款VR眼鏡的價值如何體現？”
“如果把掃描周邊環境數據發給您女兒，而她也戴著同樣VR眼鏡的話，就會感覺自己和您待在同一個地方。”
其實，驚艷到奧巴馬的VR技術，只是這場震撼盛會的冰山一角。自從2011年，“工業4.0”在漢諾威工業博覽會一炮打響之后，智能化、網絡化生產過程的概念已經逐漸在德國傳統企業中變成現實。
然而，“酷、炫、牛”并非工業4.0的核心。與工業1.0、2.0到3.0的時代不同，工業4.0時代的最大特點，是“按需生產”。
在工業3.0及以前，生產一臺摩托車需要經歷原料、機械設備、工廠、運輸、銷售等固定流程，完成一輛制式的產品車需要至少需要21天。
但到了工業4.0的時代，這種流水線模式被定制模式所取代。一位顧客如果早上九點下單，訂購一個個人定制化的摩托車，隨后原料、機械設備、工廠、運輸、銷售五大模塊將按照顧客的需要，自己找原料，自己找工廠重新包裝重新組合，在6小時之內，就可以把私人定制的摩托車交給客戶。
為了應對這種隨時可能出現的全球需求，企業往往會放空一部分生產能力。這種被稱為“產能儲備”的做法——表面上保留部分多余產能，可能會帶來短期虧損，一旦國際市場出現景氣回升或重大機會，儲備產能可以立即發揮自己的產能優勢，最快速度定制產品、占據市場。
而產能儲備，在某種意義上看，就是一種產能過剩。
過剩是相對的
彼之蜜糖，吾之砒霜。讓德國企業激發活力的多余產能，卻正在引發當下中國產業經濟界的爭論。
有人認為該用定量標準確定產能過剩，也有人指出要用定性的標準描述產能過剩，哪種方式更為準確、更符合行業發展規律？合理的產能過剩和嚴重產能過剩，其區分的標準是什么？
類似的問題層出不窮。背后的原因都可以歸結為標準。
一直以來，我國缺少對產能過剩定性、定量的科學評價標準。如果按照國際上測定設備利用率的方式，設備利用率的正常值在79%～83%之間，超過90%則認為產能不夠，有超設備能力發揮現象。若設備利用率低于79%，則說明可能存在產能過剩的現象。
毫無疑問，79%是一條過剩與否的標準線，但又不應被理解為一道淘汰與否的生死線。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姚景源曾說：“我國很多產能確實宏觀總量上過剩，但并不落后，比如鋼鐵，且不說鞍鋼、武鋼、寶鋼這幾大國營鋼鐵企業，就是河北、山東的民營鋼鐵廠，他們的生產工藝也是世界一流的。”
而對于真正需要“解決”的落后產能，可以用兩個標準來區分：一是技術水平低于行業平均水平的生產設備、生產工藝等生產能力。二是生產設備、生產工藝的污染物排放、能耗、水耗等技術指標高于行業平均水平。
如果按照這兩個標準，會發現能源領域真正的落后產能主要集中在化石能源領域，且規模均不超過15%～16%。
在煤炭領域，根據中國煤炭工業協會數據，2015年中國煤炭產能規模為57億噸，需要化解的落后產能達到9億噸左右，占比約為16%；在石油領域，根據石油和化學工業規劃院副院長白頤在2016石化產業發展大會上公布的數據指出，目前國內有10%～15%的煉油產能是需要化解的，主要集中在小型規模煉油產能以及原料配置不合理、油品質量不達標的煉油產能。
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剩下85%的產能就可以高枕無憂，因為還有相當一部分都可被稱為過剩產能，且存在絕對過剩、相對過剩和成長過剩的區分。
在能源領域，絕對過剩最明顯的就是被列入去產能名單的煤炭行業，它的癥結來自地方因利益需求，而進行的招商引資、落戶項目，并最后造成的過剩。目前來看，這類過剩最難治療。
相對過剩，則是一個行業中的總體產能并沒有過剩，但因為供給需求脫節，導致部分產品供給超過了市場需求。就像電力領域的火電建設、石油領域在下游扎堆。在過剩產能中，這種過剩占比最大，但也相對容易解決，一旦產業的結構、空間或時間發生調整，相對過剩就有希望被化解、并創造出價值。
成長型過剩，顧名思義是一種主要出現在新興行業中的過剩。由于缺乏對行業的把握和了解，在初級發展階段容易出現盲目投資、過分擴張和依賴出口等特點。光伏、風電就分別在2009年和2011年因此中招。特別是遭遇“雙反”政策后，低水平重復建設導致的兩大行業的過剩產能更加難以化解。對于這類過剩，最好的辦法是等待行業成熟，讓市場來實現優勝劣汰。
去產能是多樣的
在百度上搜索關鍵詞“去產能、能源”，會出現23800多條資訊，出現頻率最高的關鍵詞有兩個——上大壓小、資源整合。從2000年，產能過剩首次在工業領域大范圍出現至今，中國已經經歷了至少4輪去產能，上大壓小、資源整合已經是慣用套路，但今天，去產能的策略已經不限于此。
在剛剛結束的五一小假期里，赴日游沒有懸念地再次火爆。除了美食美景、日元貶值、廉價航線、觀光免簽，人們還有一個眾所周知的理由，購物。馬云曾一語道破掃貨現象背后的關鍵：馬桶不是中國不會生產，是好馬桶、有創意性的馬桶我們不會生產，生產不夠多……也就是高價值產能不夠。”
事實上，今天被趨之若鶩的日本，曾經歷過四次產能過剩，并采取了四種截然不同的解決方式。
第一次是20世紀50年代，作為一個經濟尚待發展的國家，日本只能選擇通過出口來消化過剩產能。這種做法的確有效地拉動經濟增長，并讓日本賺到二戰后的第一桶金。隨后在20世紀60年代，日本大規模啟動內需，不僅通過消費消化了產能，還成為當時全球最發達的經濟體之一。
日本前兩次調整，和中國從20世紀80年代至今的經濟發展高度相似。出口和內需，同樣讓中國的GDP得到快速增長。但和80年代中期的日本一樣，在發展達到一定水平后，環境、社會、產能等問題隨之出現。
于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國內傳統制造業企業加快海外投資，在轉移過剩產能的同時，日本國內企業開始重點發展高端產能。直到今天，日本的材料技術、精密制造、IC元器件仍然是全球最頂尖的產品。
日本的第三次去產能的經驗說明：要解決產能過剩，將產品的低價值轉為高價值或將是國內產能的必經之路。但是，日本的運氣并不好。在20世紀90年代的泡沫經濟破裂后，日本再次面臨嚴重的產能過剩，當時，由于互聯網技術沒有普及，工業化生產模式無法改變。所以，日本選擇的方式是通過擴大出口來消化產能。
而今天，信息不對稱的問題已經不再，科技和互聯網讓人們在產業鏈中掌握更多的話語權。對于中國的能源行業而言，互聯網思維和智能技術，將與我們慣用的資源整合和日本依賴的出口策略一道，賦予去產能問題更多路徑。
解決路徑是差異化的
對于絕對過剩的產能，調整自身，上大壓小的策略仍然被業內人士認可。
中國民生銀行公司與投資銀行事業部研究員鄧艷認為，煤炭和火電的過剩需要通過三種方式解決：一是位于行業金字塔中高層的大型煤炭集團向下收購一批中低層企業；二是產業鏈下游的火電企業向上延伸收購煤炭企業，提高煤電一體化程度；三是能源類上市公司利用股權融資便利性收購煤炭企業。
對于煉油行業，中國石油和化學工業聯合會會長李壽生明確要“上大壓小”，即在嚴格審查并確保落后產能淘汰的基礎上，讓符合標準的地方煉油企業獲得原油進口權。
但是，壓小完成后，如何有效整合大企業，讓其生產更有效率、產品具備競爭力，將是能源企業需要更加關注的地方。在這個問題上，通用電氣（GE）的智能制造和智能工廠或許是一個借鑒。
這家近期已經開工的工廠全稱為“通用電氣電力事業部先進制造工程中心”（AMW，AdvancedManufacturingWorks）。這家工廠的主要任務是通過智能制造，讓能源技術實現產品化。比如通過激光雷達機器可以處理人工難以完成的搬運任務，用3D打印機為世界上最大的燃氣輪機直接制造零件，用藍光3D掃描儀幫助工程師精確監視復雜零件形狀的變化，最終實現能源業務方面的部件快速成型。
對于相對過剩，懂得挖掘行業的機會，實現結構調整比壓縮規模更重要。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研究部副部長楊建龍指出，一些行業從總量看產能過剩，但從整體行業的產品結構看，實際上不少產品還是稀缺的，特別是高附加值的產品。
在煤炭領域，這種高附加值的產品被認為將在潔凈煤領域出現。眾所周知，煤炭消費峰值到來的時間與煤炭清潔利用的程度有關系。如果煤炭清潔利用實現快速發展，那么煤炭消費峰值到來的時間就可能向后推遲。
業內人士指出，煤炭清潔化利用，可以通過提高原煤入洗率、逐步提高燃煤機組環保標準、降低污染物排放水平以及逐步擴大IGCC、CCS技術的應用等途徑解決。
再如光伏行業。多年來，中國光伏的技術發展路徑始終是“引進-吸收-消化-再創新”，也就是說，中國光伏組件企業的優勢是在于集成創新。盡管不會在技術上出現革命性的變化，但可以在現有技術路線的基礎上，不斷改良技術。
所以一直以來，國內的技術進步并沒有更多的體現在上游，比如硅基的提純技術突破等，而是在購買先進的技術和設備，以完善現有技術路線。
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萬軍博士認為，如果可以在硅加工領域加強技術研發，不斷提高產品水平，爭取在某一個環節進行進口替代，就能夠分解現有產能，也可以在未來獲得更高的利潤。在中游環節中，電池組建的光電轉換率如果得到一個較大的提高，即便組件的價格略有提高，相信下游的用戶仍然會歡迎。
更重要的是，我們不能錯失投資全球產業鏈的機會。
仍然以光伏為例，當下，諸多企業進軍海外，都會選擇開設工廠的模式。但其中的悖論在于，同樣作為企業，國內企業沒有獨家專利且市場份額不足，在與歐美企業比拼時，只能依靠價格。而企業在海外建廠，一個重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追求潛在的盈利。
因此，日趨成熟的國內能源企業或可以改變思路，在經歷代工-設廠這兩個過程后，嘗試從“重資產到輕資產”的蛻變，最終，在積累一定技術和資金后，繞開技術本身，成為戰略投資者，最終讓國際產能帶動國內市場，形成良好的循環。
疏堵結合方是正道
有人說，去產能就應該像“大禹治水”一樣，不應堵、而要疏。從短期看，這樣的方法沒有問題，但試想，如果產能過剩問題長期存在，疏導何時才是頭。
在能源行業，經濟發展帶動需求增長仍是趨勢。《BP世界能源展望（2016年版）》中明確指出，盡管目前全球能源市場疲軟、中國經濟增速放緩，但隨著世界經濟的發展，全球將需要更多的能源以支持更活躍的社會經濟活動，未來20年及以后能源需求仍將持續增長。
有效的辦法，是讓企業自發形成調整產能的機制，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才能防止大規模、大面積的產能過剩的到來。
首先，產能定期發布制度需要規范化。
在美國，有一條完整的產能利用檢測體系對工業生產能力進行調查、測算。這套體系是由美聯儲牽頭，包括人口普查局、林務局、地質調查局、能源部、貿易協會和其他政府機構提供調查數據，最終由美聯儲定期發布。
這個體系的最大價值在于預警。因為在充分市場化的行業中，產能利用率實際上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信號。在企業本身可以獲得的信息有限、政府又不能直接干預企業投資決策的前提下，這個體系可以引導企業做出符合自己需求的判斷，從而決定投什么、投哪里、如何投。
相比之下，我國目前的產能預警不夠全面，特別是在能源領域，產能利用率數據一般都是由協會發布，而且沒有做到全行業覆蓋。也就是說，我們缺失了客觀引導企業有序進入行業的第一道門禁。下一步，相關部門或應建立制度，及時采集、統計以及信息公開產能數據，同時，相關組織或行業協會可以以產能利用數據為核心，發布行業運行和產能變化動態跟蹤報告和行業產能過剩預警報告等，在一定的條件下，可以引入同行業的別國數據，讓企業對全球行業的產能過剩形成天然免疫力。
其次，在工業變革的背景下，去產能不僅簡單被理解是一劑急救針。更重要的價值，應該體現在工業4.0的全球產能升級背景之下，如何幫助中國制造業實現升級改造。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但凡提到中國制造業轉型，總會陷入兩個極端：要不然就是上產能、拼產量；要不然就是上技術、拼高端。但在這兩者之間的一個重要問題，卻被很多人忽視，這就是質量。
制造業產出的東西，最終要通過復雜的渠道，到消費者的手中。而對當下任何一個國家的消費而言，最重要的問題不是產品的技術含量多高、產品有多么充足，而是質量是否可靠。
且不說毒奶粉、毒疫苗這些日常消費領域的“著名”事件，就只拿能源行業來說，已經出現了諸多因為質量被吐槽的案例：
在火電行業，隨著煤炭資源的日益緊缺，越來越多的火力發電廠已經不再單一使用設計煤種，而是配煤摻燒比例逐年遞增，導致設備安全事件頻發。
在石油行業，由于煉化企業的非達標煉制、終端銷售環節及運輸保存環節的不善管理，近15%的油品硫含量超標，全年油品抽檢合格率為87.63%，成為大氣污染的頭號問題。
在風電行業，隨著風電裝機容量的快速增加，風電質量問題引發的事故曾一度頻發，給風電質保工作帶來極大的壓力。
在光伏行業，2009年“金太陽”工程開始實施后，一些企業直接使用不符合補貼質量要求的劣質產品，讓這個示范工程幾乎成為不靠譜的代名詞。
因此，對于正在或者已經開始去產能的能源企業，不能再為了去產能而去產能。不一定非要技術多么進步才能做出好的東西。只要精耕細作，產品質量得以保證，品牌才能建立起來，制造業轉型才有望實現，去產能的根本意義才能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