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辦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6年會20日在北京舉行。來自央行、國家發改委、財政部等多個部門的領導人出席并發表了講話。《經濟參考報》記者了解到，針對“十三五”期間如何落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會專家表示，“三去一降一補”五大任務仍是重點，而為了推動結構性調整，實施相應的改革政策必不可缺。在健全金融市場體系方面，將大力發展資本市場，減少企業對于借貸杠桿的依賴性，并加強監管防范風險；在財稅改革方面，將主要進行預算管理制度改革、稅收體制改革、中央和地方事權和支出責任的劃分等。

路線 用改革推動結構性調整

多位專家認為，推進“十三五”期間的經濟社會發展，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抓好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任務，著力提升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同時要推出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相配合的政策。

國家發展改革委主任徐紹史則給出了未來政策的具體方向。他表示，為確保經濟增速處于6.5%以上的中高速，將創新不斷完善宏觀調控，強化經濟走勢的預測、監測、預警，加強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產業政策、區域政策、投資政策、消費政策和價格政策的協調配合，在區間調控的基礎上面進一步加強定向調控、相機調控，為結構性改革營造一個穩定的宏觀環境。

“我們將努力打破思維慣性和路徑依賴，用改革的辦法來推動結構性調整。”徐紹史表示，在促進消費升級方面，要大力培育和拓展住房、汽車、信息、旅游、健康、養老、文化、環保等方面的消費熱點，推動新消費、引領新供給、形成新動力。我們還要著力擴大有效投資，加大對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投資力度，啟動實施一批新的重大投資工程，同時我們鼓勵民間投資、外來投資共同來參與這些重大的投資工程，著力的調結構、補短板，而且培育新的動能。

在簡政放權方面，徐紹史表示，將繼續推進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和優化服務。需要建立政府的全責清單和市場準入的負面清單，最大限度地縮減政府審批的范圍，更好地發揮投資項目在線審批監管平臺、全國信用信息共享平臺、公共資源交易平臺和12358價格監管平臺的作用。

在新型城鎮化建設方面，徐紹史透露，到2020年，常住人口和戶籍人口的城鎮化率分別要提高到60%和45%。以“一帶一路”戰略、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為引領，形成沿海、沿江、沿線經濟帶為主的縱向橫向經濟軸帶，塑造區域協調發展的新的格局。

而未來國際產能和裝備制造合作將以鋼鐵、鐵路、電力等行業為重點。徐紹史透露，將采取境外投資、工程承包、技術合作、裝備出口等方式，拓展多邊、雙邊的產能合作機制。政府將與跨國公司共同合作，開辟第三方市場。對外資全面實行“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的管理制度。

升級 推進金融改革減少企業杠桿依賴

在美國紐約大學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邁克爾·斯賓塞看來，未來五到十年間，重大改革都是在供給側。在中國尤其需要創建公共和私營部門合作體系，鼓勵高投資回報率，因此，金融體系的改革也是必須的。

針對“十三五”期間的金融改革，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給出了具體方向。他表示，健全金融市場體系的一項重要內容是讓資本市場健康發展，中國的資本市場發展仍有很大空間，除了資本市場融資的需求以及改善公司治理的需求之外，還要考慮到我國經濟中杠桿率偏高，特別是企業部門借貸比例占GDP的比重過高，通過發展資本市場，能夠有更多的資金進行股權的投資，減少企業對于借貸杠桿的依賴性。

談及利率、匯率機制的改革，周小川表示，利率市場化已經取得了決定性的進展，應該說在去年年底之前基本上就完成了，也就是說利率的管制，不管是貸款還是存款，都已經取消了，金融機構都有自主決定利率的權力。但還有包括中央銀行對利率指導、健全傳導機制等問題需要完善，利率形成機制也還需要一個磨合完善的過程。

德意志銀行集團聯席首席執行官于爾根·費琛也認為，未來中國金融改革的重中之重首先應該是發展一個有效的利率市場，而發展一個完善的利率市場需要解決四大核心問題，一是設定新的政策利率目標，即隔夜利率或7天回購利率；二是發展市場化利率體系，從而確保貨幣政策的傳導；三是完善貨幣政策工具從而指導中長期利率；四是提高信貸風險定價的有效性和透明度。

隨著中國金融改革不斷推進，與會專家指出，還需要關注加強金融監管，防范金融風險。周小川也特別強調了加強金融宏觀審慎管理制度的建設，構建貨幣政策與審慎管理相協調的金融管理體制，以及健全符合我國國情和國際標準的監管規則。

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副主席王兆星表示，中國金融業進入了一個初級的混業綜合經營階段，金融風險跨業跨市場傳染的可能性在增加，同時一些以高額回報為誘餌的非法社會融資活動引發的風險也可能會傳染到銀行體系。但是中國的金融風險是可控的，不會引發系統性風險，更不會引發地區性的、全球性的金融風險。

于爾根·費琛認為，隨著更多混業金融產品的問世，當前按照行業劃分的監管框架產生很大的政策套利空間。中國的金融監管框架需要升級，尤其需要在當前框架下加強跨機構的合作。

減負 實施財稅體制改革支持實體經濟

值得一提的是，對于實體經濟的稅負減負問題，記者了解到，今年要全面實施營改增，取消違規設立的政府性基金，停征和歸并一批政府性基金，擴大水利建設基金等免征范圍，將18項行政事業性收費的免征范圍從小微企業擴大到所有企業和個人，實施這些政策，要比改革前減輕企業和個人負擔5000多億元。

而這一進程依靠的便是財稅體制改革。在“十三五”過程中，財稅改革無疑也是中國整體經濟改革的關鍵部分。對此，財政部部長樓繼偉介紹說，該輪改革主要包括預算管理制度改革、稅收體制的改革、中央和地方事權和支出責任的劃分。

以營改增為例，樓繼偉表示，今年5月1日開始要完成全面推行營業稅改為增值稅的試點，也就是把建筑、房地產、金融和生活類服務業全部從營業稅改為增值稅。“在此基礎上，將按照稅收法定原則，制定增值稅的法案，同時并廢止營業稅。”

此外，對于個稅的改革，樓繼偉表示，個稅改革方案需報國務院批準，并以此為基礎制定相關法律議案，同時還要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修改立法，這些程序必須一步步完成。他表示，目前中國實行的累進稅制極不合理，世界上只有很少國家還實行分類計征的個人所得稅。中國已經制定了從分類征收轉向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稅改革方案，會考慮必要的基本扣除、撫養扣除、贍養扣除、生計扣除等，改變現階段只對工薪所得超額累進的做法。

此外，樓繼偉還指出，“掛鉤事項”存在諸多弊端，并造成了大量的資金閑置，其原因是掛鉤的事項和當地并不切合實際。他說，所謂掛鉤事項是指“重點支出是和財政收支或者和GDP的規模掛鉤的相關事項”。

他指出，掛鉤事項與總需求管理的靈活性要求相悖，是和《預算法》新的規定績效原則是相悖，和基層現實情況相悖，不利于節約資金，支出有效性難以提高，資金明顯碎片化。

“通過事權支出責任的劃分，再設計專項轉移支付的內容，是中央和地方財稅管理的改革的方向。”樓繼偉表示，這樣一來，我國財政將更加符合實際，我們財政才有可能做反周期的調節或者說反周期調節的余地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