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一度引以為傲的鋼鐵生產大國，如今卻為鋼鐵所累，這樣的結果的確令人尷尬不已。
1月22日，李克強總理在總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時提出，要堅持用法治和市場化手段，化解鋼鐵、煤炭行業過剩產能。在鋼鐵產能方面，他提出，要在近幾年淘汰落后產能9000多萬噸的基礎上，再壓減粗鋼產能1億~1.5億噸，并且嚴控新增產能。
從國務院的層面來提出這樣的壓產計劃，實屬無奈。
權威部門發布的數據顯示，目前我國鋼企負債率在67%左右，負債總額達4.38萬億元。債務的不斷膨脹導致企業財務費用占比迅速擴張。通過對20家上市鋼企的報表測算顯示，上市鋼企財務費用占營業總收入比重在2014年末為2.15%，而在2015年三季度這一數字達到了3.19%。財務費用占比不斷上升導致企業現金流負擔加重。目前，大部分中小鋼廠都面臨現金流快速消耗的窘境。
實際上，中國鋼鐵行業一直不太順溜，即使是市場較好的時候，其利潤完全被三大國際鐵礦石供應商擠壓，盡管維持了生產，但日子過得有些郁悶。
眼下，中國鋼鐵業的日子更加難熬，即便是世界上最好的“醫生”開的最昂貴的藥方，可能也治不好中國鋼鐵企業的病，因為這個病的癥結就在于鋼鐵行業長期粗放式發展的沖動，以及長期對于經濟規律和市場規則的漠視。
相關政策動態表明，2016年將是中國化解鋼鐵過剩產能、實施行業解困的關鍵之年。有跡象顯示，在這波以“去產能”為目標的調整和轉型過程中，鋼鐵企業面臨著“大洗牌”，必然會有一批鋼企將遭遇“大浪淘沙”。
究竟有多少過剩產能
實際上，對于鋼鐵產能過剩的問題，業內人士早就提出過警告。盡管政府多次重拳出擊，但是近十年調控鋼鐵業產能過剩卻收效甚微，而且產能卻愈來愈大。
資料顯示，2003年，我國鋼鐵產能近3億噸，2012年產能已經突破10億噸。據不完全統計，目前鋼鐵產能已經接近12.5億噸。
而另一方面，全球鋼鐵需求低迷。中國冶金工業規劃院最新研究表明，2015年我國鋼材實際消費量為6.68億噸，同比下降4%，預測2016年我國鋼材實際消費量為6.48億噸，同比減少2000萬噸，同比下降3%。
根據以上的綜合數據分析，我國有6億噸的鋼鐵過剩產能。實際需求與過剩產能幾乎對半。
有觀點認為，中國鋼鐵產能嚴重過剩既有歷史的原因也有現實的原因，在治理方面僅靠市場手段難以解決。
鋼鐵業是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行業，具有非常悠久的歷史。據史書記載，最早提出“鹽鐵專營”的是齊國丞相管仲，之后，漢武帝又將其上升為國家政策。自漢朝起，這項政策一直延續了2000多年時間。在改革開放之前，中國“以鋼為綱”還是這種政策的延續。
在物質稀缺的年代，中國人可能只在書本里對產能過剩有過粗淺的認識。上世紀50年代末，中國工業產能極度缺乏。為了“超英趕美”，全國上下甚至不惜砸鍋賣鐵全民大煉鋼鐵。由于缺乏科學的生產方式，許多煉出來的鋼質量極差，根本就不能用。
改革開放后，隨著鋼鐵主管部門被撤銷，同時，政府放松了鋼鐵業對民間資本的準入限制，民營鋼鐵企業如雨后春筍般大量誕生。隨著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鋼鐵企業被迫積極參與競爭，努力改進生產技術，千方百計降低成本，不在斷擴大生產規模的同時持續提高產品質量。
1996年，中國的鋼鐵產量首次突破1億噸，躍升至世界首位。鋼鐵是工業的糧食，“口糧”充足之后，隨之而來的是中國工業的高速發展。可以說，中國經濟的發展和綜合國力的提升，是與幾代鋼鐵人的辛苦努力分不開的。隨著中國逐步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過渡到市場經濟體制，以及科技進步和改革開放程度不斷深入，鋼鐵業開始從供不應求逐步變成供大于求，直至現在的產能嚴重過剩。
《2014年~2018年中國鋼材行業發展前景預測報告》顯示，鋼鐵行業盈利水平下降既是產能過剩引起的后果，也是產能過剩的直接表現。產能嚴重過剩，行業整體處于盈虧的邊沿，使企業轉型升級的能力下降，從而嚴重影響了行業的健康發展。
專家表示，中國鋼鐵產能出現過剩，企業自身具有重要原因——企業不顧市場需求，一味追求規模擴大，盲目做大做強，產能沖動導致企業“做大做僵”。
中國企業聯合會、中國企業家協會公布的《2015中國企業500強》榜單中，共有50家鋼鐵企業入圍該榜單。實際上，這一入圍數量是10年來的最低，2014年和2013年分別為51家和54家，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鋼鐵行業的基本情況。
誰是產能過剩的“共犯”
“集中審批、管控競爭的方式已難以抑制產能過剩。”業內人士表示，一方面，目前鋼鐵等產能過剩行業往往是地方政府財政支柱企業，涉及當地財政收入、就業、經濟穩定等問題；另一方面，現在過剩的產能不僅僅是落后產能，還包括結構性無序發展產生的大量先進產能，這些都是目前產能過剩政策調控無法根本解決的關鍵問題。
有觀點認為，由于鋼鐵對于地方政府的作用，比如在GDP、就業、政績等方面，在一些錯誤發展思路的導向下，會加劇產能過剩。同時，銀行本身也有責任，因為一些鋼企有時的投資是盲目的，沒有銀行資金支持也不可能實現大范圍擴張。
此外，技術進步也是一方面，這是一把雙刃劍。原來建設寶鋼需要國務院領導牽頭主持，當沒有了技術制約，現在一個村長都可以指揮建設鋼廠。
正是各個環節相關者的共同驅動，利益過度放大，造成了今天鋼鐵產能“騎虎難下”的結果。如果說一定要歸屬責任的話，各個環節的利益相關者屬于“共犯”，至少在各自的環節都應承擔主要責任。
產能利用率是國際上較為通用的判斷標準。歐美國家一般認為產能利用率在79%~83%比較合理，低于75%即為嚴重過剩。不妨以此為標準來評價中國鋼鐵行業產能過剩的程度。
中國自2006年建立工業企業產能利用率統計以來，到2012年末，鋼鐵產能利用率平均為80%左右，總體上處于合理水平。但是，自2012年之后，中國鋼鐵產能利用率明顯下降，產能過剩矛盾不斷激化。
目前，我國粗鋼產量占亞洲總產量的70%以上，長期占據了世界鋼鐵產量的半壁江山。2012年、2013年、2014年，我國粗鋼產能分別為10億噸、10.4億噸、12.5億噸，粗鋼產量分別為7.2億噸、7.79億噸和8.23億噸，產能利用率分別為72%、74.9%和65.8%，已連續3年屬于嚴重過剩。考慮到產能統計不完全，實際情況可能更加嚴重。
實際上，像鋼鐵行業這樣范圍之廣、數量之大、影響之深的產能過剩，在改革開放以來幾乎還未出現，由此產生的一些看似簡單卻各種因素盤根錯節的新問題，也就一時難以有比較對癥的解決辦法。
實際上，鋼鐵行業產能過剩的原因很復雜。從外部來看，全球經濟失衡導致我國鋼鐵產能嚴重過剩。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大國間的博弈策略也相應調整，美國等歐美國家奉行量化寬松和保護主義，使中國產能調整始終面臨著十分困難的外部環境。
另外，中國鋼鐵產能過剩與經濟周期和產業結構調整也有關系。毫無疑問，當前中國經濟正處于增速放緩態勢，也處于結構調整的陣痛期，整體需求萎縮，這就使得按照經濟高速發展時期配置的鋼鐵產能，出現了嚴重過剩。
專家認為，化解矛盾的當務之急是嚴格市場準入，推動產業政策、財政政策、土地政策、環保政策聯動，嚴控產能無序擴張，加快淘汰落后產能，壓縮現有產能，推動企業發展，提高產業集中度。但是從長遠來看，要解決這一問題，還要盡快改變依靠行政審批的管理方式，更積極地完善市場機制，減少政府干預。
“僵尸企業”亟待清理
隨著近兩年鋼鐵行業形勢急轉直下，不少鋼鐵企業陷入全面虧損。2015年以來，我國企業剝離鋼鐵資產的案例明顯增多。
事實上，2015年在鋼價一路下跌之下，國內鋼廠無論規模如何，幾乎陷入全面虧損。正因為如此，2015年可以稱為國內鋼廠關停年，多家鋼廠在下半年被關停，包括山西海鑫鋼鐵、唐山淞汀鋼鐵這樣的年產500萬噸級以上的中型鋼廠，還有一些中小型鋼廠，其中山西關停4家，東北地區關停3家，新疆地區關停5家，江蘇、湖北等地運行了幾十年的鋼廠也被迫關停，并且這個數字還在不斷增加。
據“我的鋼鐵網”監測的鋼鐵價格數據顯示，鋼價從2011年以來整體處于下跌態勢，其間雖不間斷地出現反彈行情，但鋼材綜合價格指數歷經5年整體跌幅超過了6成。
鋼價持續下跌，主要原因在于鋼鐵產能過剩。2012年1月、2月，鋼鐵行業出現進入新世紀以來首次全行業虧損，隨后幾年內，鋼鐵行業持續掙扎在盈虧線上。
據中國鋼鐵工業協會發布的統計數據顯示，2012年，中國重點鋼企實現利潤15.81億元，同比下降98.22%，其中虧損企業虧損額為289.24億元。最新數據顯示，2015年前11個月，我國重點鋼企合計虧損531.32億元。
去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著力強調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斬釘截鐵地處置“僵尸企業”，堅定不移地減少過剩產能，成為當務之急。
所謂“僵尸企業”，指的是不符合國家能耗、環保、質量、安全等標準和長期虧損的產能過剩行業企業；持續虧損3年以上且不符合結構調整方向的企業。2015年12月9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明確提出，清理處置“僵尸企業”，到2017年末實現經營性虧損企業虧損額顯著下降。
“2017年末實現經營性虧損企業虧損額顯著下降”的提法，意味著鋼鐵等產能過剩行業的去產能、清理“僵尸企業”任務必須在兩年內取得成效。
中國鋼鐵工業協會負責人在2016年大宗商品市場論壇上表示，國內粗鋼產量持續下降，中國鋼鐵產銷已入峰值平臺區，今后較長一段時期鋼產量將總體下行。鋼鐵全行業虧損在加劇，“僵尸企業”退不出、死不了的問題急需解決。
中鋼協常務副會長朱繼民認為，固定資產投資拉動的需求在下降，單位ＧＤＰ對鋼材的消費強度將會進一步下降。從總體上判斷，中國鋼鐵生產和鋼消費都已進入峰值平臺區，在今后較長一段時間內，鋼產量將結束持續上升的趨勢，圍繞在一定區間波動，并呈總體下行的趨勢。
相關數據顯示，企業間競爭無序，造成鋼材價格連續下降，甚至低于成本價銷售產品，導致行業盈利能力降低。這種惡性競爭已從過去的低端產品向高端產品蔓延。在中鋼協的會員企業中，虧損企業已占到47%以上。
中鋼協人士提供的一份書面材料中稱，目前的問題是，虧損企業想退退不出，“僵尸企業”想死死不了。有些企業的實際虧損比報表更嚴重，主要原因是銀行對虧損企業收縮貸款，企業不得不調整報表。
中鋼協人士表示，在調研中不少企業反映，雖然近2年各地都出現虧損嚴重的企業一度停產，有的企業想退出，但地方政府出于地區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考慮，仍要求企業維持生產。有的企業資金鏈已斷裂，成為“僵尸企業”，但徹底退出并不容易。
不過，不管如何，“去產能”已經上升到了國家層面。上至中央政府，下至生產企業、經銷企業，都或主動或被動地在這方面努力。
國務院決定，3年內對煤炭、鋼鐵新上項目一律不得核準、備案。中鋼協人士透露，在調整和轉型過程中，鋼鐵企業面臨著“大洗牌”。
別讓職工獨擔“去產能”陣痛
鋼鐵去產能已不可逆轉。對于鋼鐵行業目前停產、半停產產能涉及的30萬~40萬職工，冶金工業規劃研究院院長李新創反對“不負責任地把他們推向市場”。他認為，政府要利用工業企業結構調整專項資金，妥善撫平“去產能”陣痛。
李新創表示，處理鋼鐵行業的“僵尸企業”至少應該解決三方面的問題。
第一是職工安置問題。現在鋼鐵產能達9300多噸的停產半停產“僵尸企業”，職工數量高達三四十萬人，這部分職工的安置如何解決，是頭等大事。因為鋼鐵行業是一個勞動密集型產業。
第二是債務問題，鋼鐵行業又是資本密集型行業，這些“僵尸企業”的資產如何處置也是大問題。比如，鋼鐵行業平均負債率接近70%，而這些“僵尸企業”可能高于70%。舉個例子，某企業已停產，債務高達100多億元，其中銀行債務80多億元，資產不到60億元，另一個停產企業還拖欠職工工資3.6億元，這些債務問題的處理已不是簡單的企業或者地方政府能夠解決的。
第三是社會問題。社會穩定不僅僅是職工穩定，也包括企業所在地的相關產業、政府等的穩定。比如，一個地方，鋼鐵行業占主導地位，如果停產，不僅影響運輸、餐飲、酒店，還影響當地政府財政收入和正常開支，這個企業過去是一個納稅大戶，現在卻要靠財政補貼。因此，這種穩定，不僅是職工穩定，還是社會穩定，處理“僵尸企業”不是簡單的事情，一定要高度重視，簡單地靠開會議和發文件不能有效解決根本問題。
兼并重組是政府一直積極推動的事情。工信部、國家發改委下發了很多文件，也推出了一些措施，但是為什么鋼鐵行業的聯合重組不升反降，集中度最高達到接近50%，現在可能不到40%。對此，李新創指出，在去產能處理“僵尸企業”的過程中，應該是政府搭臺，企業唱主角。在聯合重組中，要充分考慮企業聯合重組的內在動力和聯合重組后的生命力，而不是僅靠政府的愿望。
李新創稱，鋼鐵行業過去已經聯合重組的企業，在“十二五”期間也有解散的，所以，要認識到聯合重組對中國這樣的大環境、小環境，以及企業和職工來說，與西方有不同之處。
李新創認為，對鋼鐵行業來講，鼓勵多聯合、少破產的聯合重組的觀點值得思考。如果一個行業本來產能就過剩嚴重，聯合重組會維持這樣的已有產能，對去產能沒有幫助。特別對于鋼鐵行業，可能多破產，才能夠真正去產能。
“聯合重組需要政府真正出臺相關措施，幫助企業在聯合重組中解決各種問題。”李新創說，企業聯合重組后如何要生存，如何要去產能，去產能過程中一定有大量職工離開主業，如何妥善安置，這都是現實問題，沒有政府的托底，聯合重組在中國很困難。
李新創認為，聯合重組是方向，各方面都在積極推進，但需要政府的宏觀支持，需要財政、稅收各方面的支持。對于一些優質資產，可通過聯合重組發揮作用；對于一些沒有競爭的企業或產能，再聯合重組就要破產清算。
也有業內人士建議建立退出通道機制推進鋼鐵行業去產能，由中央、地方、銀行、企業四方分攤，以補貼的形式鼓勵企業降低產能，比如砍一噸鋼產能獎勵500塊錢，甚至1000塊錢。
記者了解到，財政部近日已經確定，將工業企業結構調整專項資金用于支持鋼鐵、煤炭等行業去產能。該項資金在下發時，還將配套一部分地方資金，未來將主要用來解決鋼鐵和煤炭行業大量職工下崗和再就業問題。
此外，國家發改委和工信部正在研究制訂推動產業重組、處置“僵尸企業”總體方案，加大力度化解鋼鐵、煤炭等行業過剩產能。目前，我國化解產能過剩的原則是：市場倒逼、企業主體、地方組織、中央支持。在實際執行中，政府將執行更加嚴格的安全、環保、質量、能耗等標準，依法依規推動落后產能限期退出，引導企業通過兼并重組、轉型轉產、搬遷改造等方式主動退出產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