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經濟下行壓力未有實質改觀的現狀，2016年的中國經濟如何實現平穩增長，是決策層不得不直面的問題。”日前，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正在召開之際，權威人士在接受《瞭望》新聞周刊記者采訪時表示，今年以來我國經濟發展面對的外部環境，在新的一年里不會有太大的變化。目前經濟下行壓力短期不會改變，但十八大以來我國經濟社會治理調整工作進展順利，“十三五”開局之年全力培育發展新動力和新支撐，將成為全局工作的關鍵要務之一。
此前，12月14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已為隨后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和中央城市工作會議定下基調。針對明年經濟工作，會議釋放出六大工作指向。除了加強結構性改革、深入實施創新驅動戰略、降低企業成本、擴大有效供給等這些需要繼續堅持跟進深化的政策外，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滿足新市民的住房改革，和推出具有重大牽引作用的改革。
該人士分析指出，此次中央政治局會議全新提出“新市民”概念，意味著“農民工”這一名詞將徹底退出我國歷史舞臺。隨著清理整頓房地產投機風險的各項工作和制度建設接近政策目標，將全力培育我國房地產業健康發展的消費功能，圍繞著“推進以滿足新市民為出發點的住房制度改革”所產生的巨大的居住剛性需求，打破新一輪城鎮化推進最直接的現實障礙。這將成為2016年乃至“十三五”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動力升級的新亮點和突破口之一。
接受本刊記者采訪中，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長王軍解讀說，從今年下半年開始，重點領域改革工作進度明顯加快，國企和農村等領域整體改革方案相繼推出，明年在國企、財稅、金融、社保等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力度將進一步加大，尤其在財稅和金融領域，關系發展全局、具有重大牽引作用的一系列具體改革舉措，值得期待。
“新市民”重構城鎮化新動能
此次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要化解房地產庫存，通過加快農民工市民化，推進以滿足新市民為出發點的住房制度改革，擴大有效需求，穩定房地產市場。受訪專家普遍認為，這項政策暗含的改革動向豐富而多重。
從表層而言，政策針對的是前期投資性房地產過熱所造成當前房地產庫存積壓嚴重的問題。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主任祝寶良告訴《瞭望》新聞周刊記者，繼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提出要化解房地產庫存，促進房地產業持續發展后，此次會議再次對房地產發展作出政策部署，顯示出中央在化解房地產庫存方面的決心。
從深層而言，權威人士為本刊記者解讀說，中央高層著眼房地產問題，更遠更深的考慮在于加快“十三五”時期新型城鎮化推進的大局。
按照常住人口統計，我國2014年的城鎮化率為54.8%，而戶籍城鎮化率只有35.9%，二者相差18.9個百分點，主要因素就是2.5億左右的農民工。他們在城鎮實現了非農就業，衣食行都發生在城市，隨著戶籍制度改革的實現，也將享有越來越完善的城鎮居民福利待遇。
唯獨在其需求強烈的住房問題上，由于房地產業一度的投機炒作造成的高房價，和農村宅基地等土地制度改革的滯后，使之絕大多數只能在城市邊緣臨時性不穩定租住，處于“半城市化或不完全城市化”的“候鳥”狀態。
與此同時，我國房地產庫存日益嚴重。截至今年10月份，我國商品房待售面積6.86億平方米。按照我國人均住房面積35平方米計算，“空置”的住房可供2億人口居住。如果算上全國各地的小產權房，住房過剩的狀況更加嚴重。
“我們不缺需求，也不缺供給，缺的是有效的政策引導和制度改革，通過宏觀調控、金融創新、戶籍制度、宅基地置換和抵押政策等等，讓數億新市民能夠在城市實現負擔合理、安居樂業的住房愿望。”上述權威人士認為，這個過程一定是按照目前城市務工者普遍可承受的能力漸進推進，也一定會在“十三五”期間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至于新市民住房制度改革所帶來的巨大經濟拉動力，那將是政策的結果之一，而非政策追求的最終目標。”
“這就把長期的結構問題與短期的周期問題結合起來了，既有短期的效果，也和長期方向一致。”接受本刊記者采訪中，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盧鋒對此評價積極：把投機性房地產扭轉到消費性房地產上，逐步釋放出城市務工者的剛需，在滿足“新市民”居住需求的同時，實現房地產存量的化解，既化解了存量并消除了房地產的金融風險，同時為經濟增長注入了動力，可以實現一箭數雕的政策效果。
重大牽引改革開局“十三五”
“要深化改革開放，繼續深化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加大國企、財稅、金融、社保等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力度，推出一批具有重大牽引作用的改革舉措。”從中央確定的這四大改革領域來看，受訪專家認為，既能改善需求側管理，又能釋放供給側動力。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楊偉民向《瞭望》新聞周刊記者表示，目前國有企業在傳統產業、產能過剩行業、重化工行業分布較多。國企改革的目標就是要增強國有經濟的活力、控制力、影響力和抗風險能力。
在專家看來，國企活力和競爭力的提升，必然會進一步提升職工待遇，如此擴大消費才有基礎。因此，國企改革一頭連著供給，一頭連著消費，無疑具有牽引作用。
財稅改革更是牽一發而動全身。既涉及到中央和地方事權與支出責任的劃分，也涉及到中央和地方稅種的重新調整，還涉及到跨年度預算的平衡等，每一項改革都涉及中央、地方和社會各方利益的關注焦點。
金融改革則是當前的迫切任務之一。楊偉民表示，目前社會資金脫實向虛，實體經濟失血嚴重，經濟金融化、杠桿化、泡沫化嚴重，如此下去將危及經濟根基，金融業也難以獨善其身，所以中央對金融改革的要求是“加快金融體制改革”。
尤其是金融監管框架的改革。目前，我國金融機構體系越來越多樣化，產品體系越來越復雜，交易越來越信息化，金融市場越來越開放，綜合經營的趨勢越來越明顯。同時局部風險頻繁顯露，現有金融監管框架不適應現代金融業發展的需要。下一步要改革完善金融監管的框架，健全金融監管的規則，實現金融風險監管全覆蓋。
采訪中，本刊記者了解到，最初確定的牽引改革中，并未提及社保領域。對此，王軍表示，社保改革實際上是給整個社會增加了安全閥或保護墊。隨著銀行不良資產處置力度的加大，以及去杠桿措施的推出等，都會產生劇烈陣痛。預計未來一兩年全社會就業會出現一定緊張態勢，這就需要社保來發揮兜底作用，“市場經濟遇到周期性的波動，就需要社保制度發揮保障作用，為調整留出空間和余地。”
發力供給側改革
具體到2016年經濟社會發展要抓的關鍵點，會議提出，要深入實施創新驅動戰略，推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增強發展動力和活力。要積極穩妥推進企業優勝劣汰，通過兼并重組、破產清算，實現市場出清。要幫助企業降低成本，包括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企業稅費負擔、社會保險費、財務成本、電力價格、物流成本等，打出一套“組合拳”。要擴大有效供給，保持有效投資力度，著力補齊短板。
綜合來看，盧鋒告訴《瞭望》新聞周刊記者，這些都是在圍繞著供給側改革來發力，對癥下藥。比如，兼并重組和破產清算就是化解過剩產能的兩大有效手段。“過去化解產能過剩主要是用行政手段限制投資，但這一次卻是要求發揮市場的出清作用，淘汰僵尸企業。這是非常重要的政策轉向。”
盧鋒認為，周期性調整和結構調整，如果沒有一套退出機制，企業仍然可以通過官方的信貸或地方政府的保護得以延續，最終周期性調整和結構調整難有突破。因此，在建立新周期、新結構的同時，要剪斷與舊有結構和格局之間的“臍帶”。
降低企業成本方面，盧鋒表示，過去講降低成本，一般是指降低融資成本，在這方面擴大金融準入以減少過高的收費需要繼續推進。但在周期性調整背景下，市場的風險本身就高，一味要求降低融資成本可能會進一步加大金融風險。此次會議的突破在于，提出要在制度性交易成本、企業稅費負擔、社會保險費、財務成本、電力價格、物流成本等六方面降低成本。這有助于減少政府對企業決策的干預，給企業以更多發展自主權，實現輕裝上陣。
在其看來，“擴大有效供給”，更是瞄準了當前中低端產能過剩而高端供給不足的現實癥疾。提高投資的有效性，補齊發展短板，將能夠加快出清短板行業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制約，真正形成中國經濟新的核心競爭力。
“這些政策都不是著眼于短期刺激或者拉動需求來拔苗助長，而是通過改善中長期的發展潛力，反映出調控思路上的轉變。未來將是需求與供給并重，更加注重供給質量和效率，提供更加均等化的公共服務，讓人民群眾能夠共享到改革發展的成果。”王軍最后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