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常態”下，中國經濟駛入了增速換擋、動力轉換的新階段。民生證券研究院執行院長管清友近日接受中國經濟網記者采訪時表示，盡管面臨“三期疊加”特定階段和外部環境壓力，但中國經濟中高速增長仍然能夠實現，而途徑就是改革，包括國資國企改革、財稅體制改革、金融體系改革和土地制度改革等。

“三駕馬車”中消費對GDP增速貢獻將增強

國家統計局此前發布經濟“半年報”，上半年GDP穩穩站在了7.0%。管清友認為，上半年經濟回升動力主要來源于第三產業，尤其是金融業增加值。

數據顯示，上半年第二產業增長6.1%，第三產業從7.9%大幅回升至8.4%。二季度金融業逆勢高增長17.4%，而過去金融業增速均值為9.6%，占GDP比值約為8%。管清友分析稱，如果金融業增速回到9.6%，會拖累GDP0.6%個百分點（7.8%*8%）。

較之以前，投資、出口、消費“三駕馬車”對GDP的貢獻率也發生了明顯變化。過去政府以GDP為綱的考核機制引發了各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資錦標賽，投資和出口超常增長，而消費占比不斷下滑。管清友認為，未來經濟增長將強調消費在GDP中的貢獻，而農民工消費提高則是重中之重。這需要戶籍改革、土地改革和地方政府職能的轉變。

從全社會的角度來看，戶籍制度改革有效地緩解了勞動力緊張問題，帶來了新一波的人口紅利。這新一波人口全部由農民構成，該部分人口會在創造經濟增量的同時收到相應的報酬，貧富差距會因此縮小。管清友表示，當新一波的農民轉化為日益壯大的中產階層，整個社會的邊際消費率自然會被拉升，整個社會的總消費支出將增加。

政府正在經歷由建設財政轉向民生財政的轉型過程。在開源節流的基礎上將資金更多的投向公共服務。當供給能夠滿足原住居民和新居民的利益不發生沖突時，改革的紅利便會逐漸釋放出來。管清友說，當戶口由農村轉變為城鎮，伴隨著“五險一金”的待遇的驟升，農民必將會減少預防性儲蓄的需求，間接地提高消費水平。

除了工資性收入，管清友表示，隨著土地改革不斷深化，農民財產性收入也將得以提高。針對土地改革明確的土地所有權問題和市場化問題，管清友說，“同等入市、同權同價”對農民來說可謂一句千金，它使得農民擺脫了“離開又舍不得，留下又不甘心”的困境，放心大膽地走向城市，讓土地在家里生錢即可。而當該項財產性收入提升，農民的消費能力也會隨之增強。

中高速增長增長最強動力來自改革紅利

經濟進入新常態，增長動力也發生了重要轉換。過去十年的高速增長主要來自兩大紅利的驅動。從供給端看，內部的人口紅利帶來了豐富的廉價勞動力，推升了儲蓄率和潛在經濟增速。從需求端看，外部的全球化紅利帶來了外需的爆炸式增長和外資的大規模涌入，奠定了外向型增長模式的基礎。管清友分析稱，目前內外兩大紅利正在加速衰退，這勢必導致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向中高速增長換擋。

管清友對中國經濟網記者表示，未來中國經濟，依舊能夠通過改革紅利釋放實現中高速增長（6%-7%），而增長動力和潛力在于打破過去十年經濟增長的供給瓶頸，對沖潛在增速的下行壓力。

首先是改革基本經濟制度，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包括國資國企改革（理順國企與出資人以及國企內部的關系，提高國企運行效率）、財稅體制改革（理順中央和地方政府關系，降低企業稅收負擔）、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簡政放權、強化市場）和涉外經濟體制改革（從貿易開放到投資開放，從制造業開放到服務業開放，探索負面清單管理）四大關鍵領域。

其次是改革人口和戶籍制度，改善勞動力供給，包括放開“單獨兩孩”，逐級放寬戶籍限制等。

第三是改革金融體系，改善資本供給，包括理順價格（利率和匯率市場化）、健全市場（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和深化開放（推進資本賬戶開放和人民幣國際化）等。

第四是改革土地制度和城鄉管理體制，改善土地供給，重點是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推進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

內外因素不會使改革擱置或暫緩

目前，我國經濟運行態勢是好的,同時也面臨一些突出矛盾和問題。有人擔憂，在穩增長壓力較大背景下，為保持一定增速，宏觀調控可能采取一些非常規措施，會使預定的改革擱置或暫緩。

對此擔憂，管清友表示大可不必。他認為如果不穩增長，體現在數據層面就是去年下半年和今年一季度財政支出和基建投資下滑，公共部門支出收縮是不符合當前宏觀經濟調控運行基調的。一方面，經濟底線思維依賴基建擴張，偏緊的政策可能會造成系統性的金融風險；另一方面，新興產業的生長空間也可能在偏緊的政策之下受到擠壓。“經濟底線守不住，金融風險加大，改革也會遇到挫折。”

管清友認為，穩增長與調結構改革未來將會并行。“我們看到穩增長的過程中政策其實是定向發力的，可見政策導向是將穩增長賦予到調結構當中，穩增長和改革并不相違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