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5月以來，中國政府頻頻“出手”的穩增長動作令人矚目。從貨幣、財政到產業、改革，國務院及各部委打開“工具箱”，沉著應對經濟下行壓力。

分析人士認為，5月中國穩增長舉措密集出臺，對實現全年經濟增長目標將發揮重要作用。與2008年底中國應對全球金融危機采取的大規模刺激相比，這一輪穩增長力度并不小，且更注重效率和遵循市場規律，更強調從供給層面“固本”。但要讓其發揮實效，需要加快改革。

關鍵的時間節點

北京大學常務副校長劉偉認為，去年以來，中國經濟中的下行趨勢日益突出，下滑風險較大，增長動力不足的問題變得十分明顯，這是此輪穩增長的動因。

今年1至4月，中國多項經濟指標走勢不容樂觀，全國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同比名義增長12%，低于全年增長預期目標15%。一季度，中國經濟增速放緩至7%。

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指出“高度重視應對經濟下行壓力”，隨后各項穩增長措施緊接而來。

記者粗略統計，自5月1日開始，國務院在22天里發布和批轉了十幾份與穩增長有關的文件，貨幣和財政政策加速向穩增長傾斜，投資這駕“馬車”也正在發力。

這一輪穩增長的時間節點十分關鍵。中國一季度經濟同比增長7%，與年度目標持平，而二季度已過一半，如果經濟下行勢頭不遏制住，上半年經濟降速太大，全年目標就難以實現。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經濟研究部部長徐洪才認為，現在穩增長的任務很艱巨，預計二季度中國經濟增速可能下降到6.8%，前期的貨幣和財政政策要發揮作用還要有一個過程，需要加大穩增長的力度。

“希望這一輪穩增長能在三季度發揮作用，二季度讓經濟觸底，三季度實現反彈，增速回到7%，四季度得到鞏固，達到7.1%左右，這樣就能達成今年7%左右的增長目標。”徐洪才說。

又一個“4萬億”？

同樣是在經濟持續放緩的背景下出臺，這一輪穩增長讓一些人不由得想起2008年底中國啟動的“4萬億”刺激計劃。經濟學家們認為，這次穩增長的力度很大，但與“4萬億”相比有質的不同。

“這次的力度并不一定比以前(4萬億)小。”徐洪才認為，現在中國經濟的基數更大，動員社會資本的能力也更大，而且現在中央提出“一帶一路”、國際產能合作，不少地方的產業布局更注重融入全球產業鏈，政府服務正在改善，民營企業的投資能力也今非昔比。

與“4萬億”出臺時不同，當時中國經濟在外部沖擊下增速直線下滑，而目前中國經濟的放緩更多是平穩的，政府的應對也更加“有備而來”。

“(2008年底)當時是迫在眉睫，燃眉之急，這次穩增長還是經過充分論證、有頂層設計的，減少了盲目性。”徐洪才說。

在他看來，這輪穩增長的核心是“穩投資”，而其中的關鍵又是運用PPP模式，這就意味著除了政府主導，民營企業對市場回報的合理訴求會在投資當中得到更多體現，項目論證和運營都要按市場規律來辦，這樣可以提高資本效率，減少浪費。

劉偉注意到，與“4萬億”主要是刺激需求相比，這一輪穩增長的最大不同是強調刺激供給，加強供給層面的管理，其核心就是降低企業成本。而此輪穩增長的各種措施，無一不是針對企業的融資、稅費、審批、交易等各項成本。

“刺激需求是給經濟打強心針，但現在投資、消費、出口的需求都起不來，病人打強心針是不固本的，生產者才是本，刺激供給就是針對生產者的。”他說。

劉偉指出，從投資來看，2008年“4萬億”出臺時，實體經濟是有投資需求的，而現在產能過剩太嚴重，地方也面臨更嚴格的預算約束，導致投資需求很弱。從消費來看，長期限制消費的收入分配問題、產品供給不足問題也都是刺激需求解決不了的。

改革：穩增長的必要條件

穩增長頻頻發力，能否發揮實效？深化改革被認為是重要條件。

劉偉指出，刺激供給要產生效應，必須要讓企業對市場約束足夠敏感，才能在市場成本下降后立刻有反應。也就是說，市場化改革必須深入，否則有些企業可以不受市場約束，那供給層面即使改善了也不能刺激企業投資和創新。

“如果市場化程度不夠深，強調供給管理可能導致的結果就是加強了計劃經濟的傾向。”他表示，國有企業、中央和地方的關系都是需加快改革的領域。

劉偉特別指出，地方政府激勵機制應盡快完善，以配合這輪穩增長對供給的刺激。“地方政府其實管理不了需求，因為貨幣、舉債都取決于中央政府，所以從需求層面考核地方官員作用并不大，應該從服務企業、降低企業創新風險等供給層面對官員進行考核”。

“很多政策很好，問題是要加快落實。”徐洪才表示，目前PPP推廣還沒有產生一呼百應的效果，很多民營企業猶豫不決，政府要改進對企業的服務，除了簡政放權，還要有所作為，按市場規律組織社會資本參與，對回報周期長、收益較低的基礎設施建設、公共事業項目給予適當補貼。

“政府官員‘懶政’現象是個很大問題，有些人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可以把落實推廣PPP、提高項目資金到位率與政績考核掛鉤，以產生立竿見影的穩增長效果。”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