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歐洲聯合的質疑從來就沒有停息。1991年冷戰結束，就有人宣稱歐盟該解甲歸田。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新經濟和全球化如火如荼，在新潮人物看來，歐洲還固守區域主義，真是食古不化。1998年，施羅德當上了德國總理，科爾退出政治舞臺，有人懷疑，像施羅德這樣在二戰之后才出生的年輕一代，跟老一代相比（科爾的兄弟死于二戰），對歐洲的黑暗歷史一點都沒有記憶，他們還會對歐洲的聯合一往情深嗎？2009年歐洲債務危機爆發，更是讓歐洲的懷疑者歡喜雀躍，看起來，歐洲快要解體了。
這些質疑并非沒有道理，但每一次關于歐洲解體的預言都落空了。按照主流經濟學的理論，中國的奇跡是無法解釋的：中國就像一個從來不聽講、從來不做家庭作業的孩子，考試的時候卻總是考第一。按照主流經濟學的理論，歐洲的賡續也是無法理解的：歐洲就像一個運氣很背、但性格倔強的孩子，每次考試都考得很糟糕，總是徘徊在及格線上，但這么跌跌撞撞地一路走下來，居然沒有留級、沒有退學。公允地講，歐洲也是個奇跡。
遠的不說，單講歐元。歐元從誕生之時就是個怪胎。歐元的倡議是20世紀80年代末，由當時的歐洲委員會主席德洛爾提出來的。恰好，有個古怪的加拿大經濟學家蒙代爾曾經思考過一個異想天開的問題：如果不考慮政治因素，僅僅從經濟的角度來考慮，一種貨幣的最優區域應該有多大？很多經濟學家在蒙代爾“最優貨幣區”理論的基礎上研究了歐洲是否應該采用同一種貨幣。不用說也能猜得出來，大部分經濟學家說不行，少數經濟學家說能行。那些說能行的經濟學家，并不是因為他們相信歐洲符合“最優貨幣區”的標準。他們的理由是，即使條件不成熟，但貨幣統一之后歐洲的經濟融合會加快，最終滿足最優貨幣區的條件。這好比是說，孩子們本來達不到“三好學生”的標準，老師為了鼓勵他們，每個人都給發小獎狀，得了獎狀之后，或許他們就有自信心，馬上努力學習，最后就真成了三好生。
1992年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簽訂。歐盟成立了，歐元的誕生亦在計劃之中。各國政府一致同意，最遲于1999年1月18日在歐洲共同體內部發行統一貨幣。第一批歐元區國家應該包括哪些呢？在德國看來，應該主要是德國和德國的小伙伴們，最多再加上一個法國。但南歐國家卻不干，大家都在聚義堂上，兄弟一場，憑什么不讓我們參加。結果，第一批公布的成員國名單就有11個，后來臭名昭著的PIIGS五國進來了四個：葡萄牙、意大利、愛爾蘭和西班牙。2001年，希臘也補票上車了。
原本以為加入歐元區需要一場選拔賽，必須經過嚴格的訓練，通過殘酷的淘汰，才能進入歐元俱樂部。結果，歐元區不過是個健身房，你可以先入會，再考慮鍛煉還是不鍛煉。淘汰機制？哪一條寫著呢，我們怎么沒看到。
1999年1月1日，歐元開始發行，先是在金融交易中使用，2002年歐元的紙幣和硬幣正式流通。這是人類歷史上的一次創舉。奇怪的是，歐元誕生的時候場面非常冷清，無人喝彩。沒有人到場祝賀，沒有激動的眼淚、溫柔的擁抱、熱情的親吻。歐元好像一個無人認領的孤兒。從1992年到2002年，十年過去了，歐洲的政客們一茬換了一茬。當年對歐元鼎力支持的是德國總理科爾、法國總統密特朗、意大利總理安德雷奧蒂和西班牙首相岡薩雷斯。他們都是鐵桿的歐洲聯合派。到21世紀初，歐洲的領導人是德國總理施羅德、法國總統希拉克、法國總理若斯潘和西班牙首相阿斯納爾。他們對歐元都沒有濃厚的興趣。對他們而言，歐元就像是前妻帶來的孩子，不歡迎吧，說不過去，但那種發自內心的愛，又實在是裝不出來。
英格蘭銀行行長默文·金曾經說，央行的雄心就是要讓貨幣變得乏味。貨幣乏味的時候，恰恰意味著一切運轉良好，一旦人人都開始關注貨幣，那肯定是因為出事了。問世之后的第一個十年，歐元始終是比較乏味的。但到2009年，突然爆發了歐債危機。
歐債危機的起源是剛剛上臺的希臘總理喬治·帕潘德里歐宣布，上屆政府隱瞞了財政虧空的實情。市場由此開始恐慌。其實，希臘不過是一個彈丸小國，但由于歐洲各國爭執不下，錯失了救助的良機，危機開始蔓延到愛爾蘭和葡萄牙，隨后又傳染到意大利和西班牙。先是政府債務出了問題，接著是城門失火，殃及池魚，銀行業隨之出現壞賬。如今，好不容易金融市場漸趨穩定，但歐洲的裂痕卻在擴大：民眾不信任政府，不信任其它國家的民眾，更不信任經濟學家。
歷史并沒有結束，歐洲能否走出危機的陰影，尚有艱巨的工作要完成。但經濟學家的預測為什么總是出錯呢？檢查一下答題的過程，我們沒有發現自己哪里有錯啊。歐元的貨幣統一了，財政卻各自為政，如果出現沖突，比如，假如金融市場停止購買政府債券，歐洲中央銀行該怎么辦？救還是不救？歐債危機之后，南歐國家確實陷入了絕境。意大利和西班牙可能塊頭大，經得起折騰，但像希臘這樣的國家，怎么才能從債務的泥沼中走出來呢？要想還債，總得有經濟增長吧。但希臘怎么才能刺激經濟增長呢？它已經沒有自己的貨幣了，自然不能讓貨幣貶值；它也沒有自己的貨幣政策，一切都要聽法蘭克福的指揮；那么，用財政政策？它已經欠了一屁股債，怎么用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呢？要不，結構性改革？這將意味著工人失業、工資降低，在一個民主國家里面，哪個政治家敢這么干，不啻政治上的自殺。和很多經濟學家一樣，我當時也信心十足地預言，希臘遲早要退出歐元區。
歐元的設計的確有巨大的缺陷；歐債危機中，歐洲的領導人從未表現出過人的膽識；直到如今，歐洲也沒有完全修復體制設計上的漏洞。錯在歐元，不在經濟學家啊，但為什么現實和我們的預測不一樣呢？
經濟學家所受的訓練強調的是“最優化”。這是一種機械工程師的思路。圖紙上的設計必須精益求精；各個組件的功能配合必須嚴絲合縫；產品在出廠之前就要經過嚴格的檢測；對錯誤要采取“零容忍”的態度。
但現實世界中的政策決策卻并非如此。事后來看，經濟學家最大的失誤就是低估了歐洲政治家們對歐元解體的恐懼。拯救歐元的不是歐洲政治家們的雄才大略，相反，是他們的膽小怯懦。歐洲聯合的理念是從20世紀初期兩次世界大戰的炮火中誕生的，慘痛的戰爭經歷促使歐洲人拋棄前嫌，改弦更張。沒有一個歐洲的領導人敢于承擔讓歐元解體的歷史責任。在歐洲人看來，歐元的解體，就意味著歐洲聯合壽終正寢。在這之后會發生什么，潘多拉的盒子里是什么惡魔，誰也不敢去想，不敢去試。
因此，政策決策的模式或許并非“最優化”。最重要的不是找到成功的最優路徑，而是不要犯致命的錯誤。保命要緊。
在確保不犯致命錯誤的前提下，政策決策的第二個原則是出現了問題就隨時糾正。這是一種讓機械工程師抓狂的思路。為什么不事先發現問題，做好預案準備呢？這不明明就是不作為的懶漢哲學嗎？但如果你是一個電腦程序員，你會覺得這一模式再正常不過了。形勢千變萬化，風險層出不窮，你能夠做的，就是隨時發現漏洞，給原來的程序打補丁。這一思路其實更符合自然規律和我們的認知模式。你可以把物種的進化視為一種“試錯”的過程，先小心地試探一下，不行就趕緊調整。你也可以把人們的認知過程概括為“貝葉斯公式”：事先有個主觀的先驗概率，根據搜集到的信息，你可以不斷地對原來的判斷進行修正。說起中國的改革過程、鄧小平的“摸著石頭過河”，經常會有人嘲笑，這就是“蒙混過關”（muddling through）：或許，歷史的本質就是蒙混過關。
不要犯致命的錯誤，隨時修正錯誤，這兩條原則是政策決策的必須（must），如果能夠更好一些，那就還要有第三條原則，即允許創新。歐洲出現了債務危機，那么，能不能試試共同債券呢？歐洲的銀行出了問題，那么，可不可以建立銀行聯盟呢？這第三條原則是附加題，是plus，但卻是成功的必要條件。
歐洲聯合的設計師，法國政治家莫奈深諳個中真昧。他曾說，歐洲“將在危機中融合，將是應付危機的各種解決方案的總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