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下稱《決定》)，對國有企業改革提出了一些新的概念和新的要求，但到目前為止各方面的解讀并不完全一致。正確解讀《決定》的相關要求，對下一步深化改革非常重要。

第一，需要創造條件去實現真正的“管資本”。

這個提法是有針對性的。前段時間，很多中央企業反映，國務院國資委對企業管得過多、過細。

事實上，這種問題根源于體制：國資委是一個出資人機構，但它又是合并中央企業工委、國家經貿委、財政部、中組部等數家單位的部分職能機構而成的，本質上仍是一個行政機構，是行政性出資人，其性質就不適合介入企業經營性活動。否則，往往會越位，造成對企業的行政干預。

這個問題在國資委組建的時候就意識到了。記得當年李榮融主任講得最多的話，就是我們不能當婆婆加老板，國資委不能批項目。遺憾的是最后并沒有完全約束住。這么龐大的一個行政機構，各部門都想把自己的工作做實、做到位，都去指導，必然對企業造成非常大的影響。我們有兩點教訓。一是國資委的組建沒有按照專業機構要求去做。國資委應該是個專業化要求非常高的機構，要管企業就要熟悉企業、熟悉經濟。二是國資委成立以后，內部始終是幾張皮，各唱各的調，沒有真正形成一體化。

另外，管資本是一種理想狀態，是國資監管和國企改革的最終目標之一。現在我們并不完全具備條件，我們需要創造條件去實現真正的管資本。

第二，不宜否定“管人、管事、管資產一體化”原則。

2002年，黨的十六大啟動了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初步實現了出資人職能一體化。這是上階段改革的重要成果，也是國資委工作的體制基礎。

所謂管人、管事、管資產一體化，本身并不是一個非常準確的概念。比如管人，管什么層次的人？管事，什么該管，什么不該管？這個概念提出的背景，所對應的體制是十六大之前的體制。當時國有企業的狀態是多頭插手、無人負責，企業搞壞了，責任往往說不清。企業的重大事項都是政府決定，企業自己要承擔什么責任是說不清楚的；政府的管理責任也說不清，不清楚是管人的部門負責，還是管事、管資產的部門負責。

國資委成立做到了管人、管事、管資產初步的一體化，在政府層面對國有企業的管理責任清晰了。如果中央企業搞不好，國務院國資委要負責；地方一個省的國企搞不好，這個省的國資委要負責。

十多年來，央企和地方國企的經營業績有非常大的改善，跟制度進步、責任清晰有很大關系。我們不能因為存在管得過多、過細問題，而否定管人、管事、管資產一體化。如果把這個原則否定了，就很容易回到以前多頭插手、無人負責的狀態。

第三，匯金公司還不是國企改革體制樣板。

最近，匯金公司忽然成為大家學習的樣板。匯金公司是代表政府對國有重點金融企業持股的公司。以中國工商銀行(601398,股吧)的上市公司為例，干部選任是中組部管，分配是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管，資產是財政部持有35%，匯金持有35%，業務方面是銀監會和央行管。可見，匯金本身的職能非常有限，所以能做的事情也非常有限，按35%的出資派董事而已。如果認為匯金公司是體制樣板的話，就意味著要回到多頭管理、無人負責的狀態。

當然，匯金公司有兩點值得我們學習。一是匯金公司是按照專業機構組建的，大部分由專業人才組成；二是人員待遇考慮了市場因素。

第四，國企改革比銀行改革難得多。

有人認為，相對國有企業而言，國有銀行改革最成功。其實，兩者的難度完全不一樣，國有銀行的改革要簡單得多。一是沒有抓大放小的問題。而國有中小企業改革涉及幾十萬家企業3000多萬職工。二是沒有破產問題。而國有困難企業關閉破產涉及5000戶大中型企業1000萬職工。三是基本上不存在很大的結構調整問題。四是基本沒有辦社會負擔問題。五是沒有很突出的富余人員問題、廠辦集體和輔業問題。國有銀行系統總共不到200萬人，而改革初期國有加集體企業職工超過1億人。六是我國銀行業并沒有完全開放，競爭不很充分。

國有銀行改革主要是兩個問題，一是呆壞賬，二是體制。呆壞賬問題通過不良資產剝離解決了，體制問題通過整體上市解決。所以，國有銀行的改革相對簡單，比較容易做到整體上市。整體上市之后，就是管資本的問題了，就是一種理想狀態了。

國有工商企業是背著一系列包袱進入市場的，如體制問題、結構問題、企業辦社會問題等等。為解決這些問題，十幾年來，各級政府包括出資人機構盡心竭力，脫掉了幾層皮，但仍然沒有完全解決好。所以，在國有企業的問題解決完之前，還不能僅僅是管資本。政府也好、出資人也好，有責任幫助企業推進改革、推動結構調整，幫助減輕企業歷史負擔，為最終實現“只管資本”創造條件。

第五，授權大企業作為國資運營公司比較穩妥。

為解決國資委管得過多、過細問題，一些同志設計的解決方案是建一個三層結構，用中間層把國資委屏蔽開，以減少對企業的干預。但這并不一定能解決問題，在這方面我們有過教訓。至少10年之前，深圳市國有資產監管體制改革起步就是三層結構：第一層是深圳市國資辦，第二層是深圳市投資管理公司，第三層是深圳市國有企業。運行中發現，體制不順，矛盾和摩擦很多，企業意見非常大。最后不得不撤銷中間層，變為兩層結構。

鑒于此，以現有大企業集團為基礎形成國有資本運營公司，是比較穩妥的辦法。比如，在目前113戶央企的基礎上，努力通過重組壓縮企業數量，如最后壓縮到70戶左右，企業的規模就都比較大了，再授權這些大企業作為國有資本運營公司就可以了。同時，國資委的職能再適當上浮一點，不該管的堅決不管，讓企業有更大的經營自主權。如果人為在國資委下面搭建國有資本運營公司，能不能規范運作很難說，搞不好又會變異成一個行政管理機構。(本文摘自作者4月17日在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召開的“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座談會”上的講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