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化帶來的龐大內需拉動下，中國有能力在未來20年繼續保持年均9%的高增長率，制約中國經濟發展的最大障礙，是資源瓶頸約束問題

未來20年制約中國經濟發展的最大障礙，是資源瓶頸約束問題。中國是人均資源稀缺國家。工業化所需要的45種主要能源與礦產資源中，除了煤炭，其他人均擁有量都排在世界80位以后。人均耕地水平也僅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3。工業化過程就是一個財富創造過程，而財富創造就離不開資源的消耗，資源供給不足，創造財富的步伐就得慢下來，甚至停下來。

工業化資源成本升高

本國有資源就可以立足國內資源供給，本國沒有或不足就得從海外買。中國由于資源不足，在上世紀90年代初期就轉向了資源進口國。1992年石油凈進口，1993年糧食凈進口，1994年初級產品也變成了凈進口。隨著2003年以來中國工業化的再次加速，2006-2010年，僅中國就消耗了全球新增石油消費量的84.2%。在鐵礦、銅礦和鋁礦等方面，中國消耗量的比重也差不多是這樣的水平。2001-2011年，中國初級產品進口額年均增長率高達26.2%，比上世紀90年代高出10個百分點，也比同期全部進口額的年均增長率高出6個百分點。這就是在資源稀缺背景下，中國工業化高度依賴世界資源的集中表現。

但是中國工業化進程到目前還遠沒有走完，因為中國的13.5億人口中還有9億是農民，把中國的城市化率提升到發達國家的水平至少還需要20年，而城市化進程也必然會帶動中國的工業化再次加速，資源的對外依存度也會不斷上升。到2030年中國基本上完成工業化的時候，進口資源量按目前德國和日本這兩個資源稀缺國家的人均進口額計算，要從中國目前人均450美元增加到2300美元，總值要超過3萬億美元。這個預測值還沒有考慮價格變動對資源進口額的重要影響。

二戰后至上世紀70年代，發達國家相繼完成了工業化，由于OECD國家的人口只占世界的1/5，而大批發展中國家貧窮落后，只能用資源與發達國家交換工業制成品，所以世界初級產品供應相對充裕，初級產品價格增長速度也遠落后于工業制成品價格增速。1971年與1950年相比，世界初級產品出口價格指數僅上漲2%，而世界工業制成品價格指數卻大幅度上漲53%，這種有利于工業品制造國的世界價格結構，使日本、德國、“亞洲四小龍”這些資源稀缺經濟體，能夠借助世界市場吸納全球資源而完成工業化，也有利于他們形成長期的貿易順差。

然而新全球化使世界格局發生了深刻變化。冷戰結束后，發達經濟體開始向發展中國家大規模轉移制造業，由此使中國等一批發展中國家轉變成世界制造業的主體。2009年，中國工業產出總量已經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工業制成品出口占全球的比重也從1980年的1.5%上升到目前的15%。但是發展中國家工業化的加速，使世界人口主體進入到工業化進程，由此極大地增加了世界資源消耗量，也使新千年以來世界初級產品價格的增速大大高出工業制成品價格的增速。

2001-2008年，世界出口平均價格指數增幅為53.5%，同期初級產品出口價格指數增幅卻高達172.2%。次債危機爆發后，2009年世界初級產品價格指數由于危機影響曾猛跌30%，但2010-2011年兩年又分別上漲26.1%和26.3%，新千年以來世界初級產品價格的年均漲幅則高達10.6%。

世界初級產品價格在新千年以來的暴漲，也與發達國家轉移制造業后轉向了發展虛擬經濟直接相關。金融全球化導致實體經濟金融化，表現為世界大宗商品價格的漲落越來越脫離供求而由金融資本主導。有分析說明，目前石油價格的上漲中，至少有1/3是由金融投機造成的，而資源生產大國也樂于資源價格被國際炒家拉高，甚至干脆直接參與資源的炒作，由此就形成了金融大國與資源大國聯手掠奪制造業大國利潤的局面。最終把二戰后至新世紀前，國際市場上制造業價格增速快于初級產品價格增速的格局從根本上顛倒了過來。其結果之一是中國等未完成工業化的發展中國家，必須為未來的工業化支付遠高于美日歐等工業化先行國的資源成本。結果之二就是由于制造業大國的進口價格增速遠高于出口價格增速，遲早會出現貿易逆差。

2020年或出現貿易逆差

從中國自己的情況看，由于2011年初級產品在出口中的比重只有5.2%，在進口中卻占到34.7%，所以當年的出口價格指數是10%，而進口價格指數卻高達17%，即價格條件不同所導致的進出口額增長速度差，竟高達7個百分點。2001年，中國初級產品進口占總進口的比重為18.8%，2011年猛增到34.7%。日本在工業化后期初級產品進口比重最高曾達82%，中國的資源條件雖然好于日本，但面臨世界資源產品價格大幅度上漲的新環境，因此初級產品進口比重在未來20年中很可能將超過3/4，這就會使進口增速快于出口的格局越來越明顯。

如果未來20年世界初級產品價格指數的增速按新千年以來的10%計算，2030年的資源進口總值將達到18萬億美元，是目前世界資源出口總值的3倍還多。如果進口增速為15%，只比出口增速高出1個百分點，到2020年后中國就會開始出現貿易逆差，到2030年貿易逆差就將高達1.3萬億美元。出口是進口基礎，有出口才有進口，如果出口增長乏力，資源進口就會受到出口瓶頸約束，中國工業化的速度就會因此降下來。

還必須看到，中國目前雖然還擁有巨大的出口能力和貿易順差以及巨額外匯儲備，但這是建立在人均GDP已經超過5000美元的時候。我國仍有9億低收入的農村人口，且城鄉消費水平相差3倍。工業化超前與城市化滯后并存的格局，形成了中國超強的儲蓄機制，這是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也是新千年以來巨大貿易順差與巨額外匯儲備的來源。但若在未來20年中國展開大規模的城市化，這個機制將被改變。比如，如果目前真實的城市化率是2/3，社會消費品零售額就得新增12萬億元，而12萬億元已經是2011年中國全部按人民幣計算的出口額。所以，隨著中國經濟從外需主導型向內需主導型轉變，原有的強勁出口動力機制也會逐漸消失。

發展金融吸引資本流入

英國在成為世界第一大國的時候，資源供給依靠海外廣大的殖民地供給。美國在成為世界第一大國時則是靠人口少和資源豐裕。德國和日本想靠武力崛起卻落得在戰爭中慘敗，二戰后還是靠與世界各國和平發展貿易才完成了工業化。歷史的發展到了今天，未來20年中國崛起是最大的世界主題。但中國一缺少豐裕的資源，二也不能憑武力去搶，因此謀求滿足資源需求還是主要靠和平發展經濟，如果貿易不行就要靠發展金融來吸引資本流入。

從國際經驗看，英美這兩個先后的世界第一大國，到目前為止都有超過30年的連續貿易逆差。新千年以來，英國的貿易逆差高峰時超過1700億美元，美國的貿易逆差更曾超過9000億美元。兩國能夠長期維持住國際收支平衡，靠的就是發展金融市場，成為世界的財富管理中心，從而能長期引導國際資本的流入，用資本收支的順差來補貿易收支的逆差。例如高峰時，美國用資本凈流入所支持的進口，已經超過全部進口總值的1/3。

中國遲早也會登上世界金融市場和財富管理中心的地位，因為中國未來的經濟體量有可能比目前發達經濟體大出很多。在城市化帶來的龐大內需拉動下，中國有能力在未來20年繼續保持年均9%的高增長率，特別是在未來10年世界經濟持續低迷的時代，中國經濟的強勢增長更是在全球范圍內“一枝獨秀”。這是吸引國際資本流向中國的最好機會，用好這個機會，中國有可能依靠發展金融市場和實現資本項下順差，來滿足進口資源的支付要求。（作者：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