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我國三次產業發展不協調、公共性和生產性服務業發展不足、產業結構地區趨同等問題表現突出。今后一段時期，應致力于在長期與短期、供給與需求、經濟與社會之間尋求平衡，以市場導向為原則，在市場內生驅動和激勵相容中開啟產業結構新調整

在各種損失浪費中，由于產業結構失衡帶來的損失和浪費是最嚴重的。

目前的產業結構，三次產業發展不協調、制造業低端、產能過剩，公共性和生產性服務業發展不足、產業結構地區趨同等問題表現突出。為此，我國付出了沉重代價。在現階段經濟增速出現明顯調整趨勢的前提下，產業結構調整必須抓住機會，跟上形勢，尋找有效調整的新思路與新路徑。

綜合經濟學界的觀點表明，今后一段時期，應厘清現實，致力于在長期與短期、供給與需求、經濟與社會之間尋求平衡，以市場導向為原則，在市場內生驅動和激勵相容中開啟產業結構新調整。

首先，讓內需成為產業結構調整的主動力。

隨著外向型經濟高速增長階段的結束，推動產業結構升級的主要動力不在外部而在內部，即主要依靠國內需求。因此，當務之急是穩增長和擴內需，這是未來一段時期經濟結構調整的主要動力。

收入是產業結構升級的基礎，穩定增長是轉型的重要推動力。從調整結構的角度看，我國未來需要把經濟增長維持在一個合理的水平。如果經濟增長率過低，就無法提高居民收入，也無法為產業結構調整轉型創造動力。只有收入提高了，人們對服務業的需求才會上升，并進一步改善三次產業結構。

在較長一段時期內，穩增長的關鍵還是穩定投資。今年一季度消費對于GDP的拉動作用顯著增強，但是，其回暖力度較弱。然而，這僅僅是因為投資不力導致其相對作用大幅提高，更為嚴峻的是，一季度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427元，實際增長6.7%，較去年全年收窄2.9個百分點。人均收入增速下滑對消費的抑制作用較大，依靠消費推動經濟增長尚不牢固，要穩定經濟增速，提高企業盈利空間，還是需要穩定投資。

此外，投資還是產業結構從第二產業向第三產業發展的動力，是發展新興服務業的必要條件。從投資的領域來看，當前我國人均公路、鐵路里程，互聯網普及率和帶寬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差距還很明顯，也沒有出現資本收益率的大幅下滑，投資空間還很大。在我國進行大規模鐵路和互聯網基礎設施的投資，是當前產業結構調整的一個必然要求。

其次，讓市場主導資源要素價格改革。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一般商品市場化程度雖有較大提高，土地、勞動力、資本和能源等要素的比價關系卻嚴重扭曲。

以土地要素為例，今年一季度，我國主要監測城市工業地價平均每平方米676元，而同期商業、服務業地價為平均每平方米5964元，后者為前者的8倍多。工業用地價格長期被人為壓制、扭曲，導致社會資本大量流入工業產業，造成重工業比重持續高企、商業服務業發展不足的三次產業結構。如果資源要素價格不能發揮“信號”作用，就無法有效配置資源、助力產業結構升級。

當前，我國產業粗放型特征明顯、資源環境制約嚴重，企業卻沒有內在動力去開發高效節能的產品。價格扭曲也阻礙著企業創新，固化產業低端現狀。如果價格不能發揮信號作用，就無法有效配置資源，從而拖累經濟效率。因此，產業結構調整的各項措施應以資源要素的市場化導向改革為核心。

新一輪的資源要素價格改革已經到了非進行不可的時候了。當下必須以要素市場化改革為契機，將原油、天然氣等資源稅由原來的從量征收改為從價征收，實現在市場價格波動狀態下的有機聯系。此外，要消除電力部門的過度壟斷，改造從煤到電的基礎煤原品價格機制，促進節能降耗的有效供給。由此，原來不利于改革的諸多因素將會得到釜底抽薪式的變革。

第三，建立多層次資本市場拓寬融資渠道。

近年來，我國銀行業的“數量型調控”模式加劇了產業結構扭曲現狀。

貸款規模管制強化了商業銀行對貸款質量抵押品的要求，使得重工業更容易獲得資金，造成過度重工業化。在存款利率管制下，商業銀行開發短期理財產品、投資長期信托計劃，而信托貸款主要投向基礎設施和房地產領域，導致地產業發展過快。

拓寬企業融資渠道，改革數量型金融調控模式，建設多層次資本市場，已顯得十分重要。今后一段時期，要構建多層次的股權投資體系，讓企業融資不僅靠銀行，還可以通過天使投資、風險投資、私募股權投資等多種方式。現有的IPO發行標準應從盈利性考量轉為信息披露，盡快推進備案制。若能如此，中小企業股權融資成本將大幅降低，融資渠道拓寬，從而盤活貨幣存量，促進產業結構調整。

此外，應大力發展新三板交易市場，充分發揮其“后備軍”、“孵化器”作用，逐步完善主板、創業板、場外交易、地方性柜臺交易的比例，構建“正金字塔”式交易市場結構。

當前，國家的金融政策對民資進入銀行業提供了有益支持。未來一個階段，應允許大型銀行與小型民營社區銀行并存，形成多元市場競爭主體。在制度設計方面，應由政府完善銀行，特別是社區銀行和小銀行的退出機制、破產機制、并購與接收存款保險制度，保障金融安全。

綜上所述，以內需引領產業結構調整，以市場主導資源要素價格改革，需要借助制度創新的激勵。政府出臺相關產業政策，應重新定位于彌補市場失靈，以避免好心辦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