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對于全球而言，我國近些年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的成效很突出。但遺憾的是，這些改善不足以抵消由于人均收入增加而新增的資源需求。

●西方發達國家的巨大經濟體是建立在全球資源基礎上的，我國則主要通過開采國內資源來滿足大部分資源需求。這種供給模式能夠確保供應的安全性，然而卻會使我國面臨巨大的、與環境開采和加工相關聯的環境壓力，同時也將未來資源保障的風險埋在了國內。

●上世紀80年代以來形成的出口導向發展模式，導致國內很大一部分的資源用來生產其他國家的最終消費品。統計數據表明，我國總資源量的20%左右，碳足跡的25%左右，都用于生產出口產品。

●目前，我國的經濟增長方式仍很粗放。在這一前提下，通過管理創新，加強制度約束所產生的節能減排潛力非常大。

人類和人類創造的城市、工廠、鐵路、農田……像一只巨腳，踏在地球上。這個大腳印范圍內的資源和能量支撐著人類的衣食住行。當經濟增長讓眾多人口擺脫貧困之時，嚴峻的環境挑戰也接踵而至。

“在過去的幾十年里，中國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速度異常之快。人均物質消費的快速增加與規模巨大的人口總量相結合，導致中國從上世紀七十年代相對適中的物質消費國一躍成為千年之交主導全球物質消費增長的國家。”聯合國副秘書長、環境署執行主任阿希姆·施泰納認為，由于中國對全球市場的深遠影響，從某種程度上講，中國的發展路徑也是世界的發展路徑。

《中國資源效率：經濟學與展望》——由聯合國環境署、澳大利亞聯邦科學與工業研究組織、中科院科技政策與管理科學研究所共同完成的最新研究報告，為審視我國的資源環境問題提供了一個新視角：在未來幾年乃至幾十年，我國將面臨經濟增長與資源利用“脫鉤”的挑戰，如何持續提高資源效率則是破解這一難題的核心所在。

什么原因讓我國資源消費“高燒不退”？

有這樣一組數據值得我們關注。1970年，中國物質消費總量為17億噸，約占當年世界總量的7%。到2008年，中國物質消費量達到226億噸，占世界總量的32%，成為迄今為止世界上最大的原材料消費國，幾乎是排名第二的美國的4倍。也就是說，近40年來，在資源利用效率總體呈現明顯上升趨勢，能源效率以高于全球平均水平3.2%（名義增長率）的速度提升的情況下，我國所承受的資源和環境壓力不僅沒有緩解，反而在持續加劇。到底是什么原因讓我國資源消費“高燒不退”？

中國資源效率研究小組分析了人口數量、人口富裕程度、技術水平對經濟體資源消費水平的影響，他們發現，從1970年到2000年，人口的增加和富裕程度的提升增加了全球的資源消耗，兩個因素的作用是齊鼓相當的。但對于中國而言，人口富裕程度的提升則是超強的驅動因子。在1970到1980年間，富裕度的增加對中國資源消費水平的影響超過人口增長的兩倍，從2000年到2008年，前者的影響力甚至達到后者的20倍。

“毫無疑問，相對于全球而言，我國近些年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的成效很突出。但遺憾的是，這些改善不足以抵消由于人均收入增加而新增的資源需求。” 中科院科技政策與管理科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資源效率：經濟學與展望》的作者陳劭鋒告訴記者。

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 我國的資源利用效率得到大幅度提升。但是近些年，我國資源效率提升速度有所放緩，使我國未來面臨的資源環境形勢更加嚴峻。

發達國家的資源效率不可能成為中國的現實標桿

從1970年到2008年，我國人均原材料消費量從占全世界平均水平的31%增長到162%以上。就人均而言，我國已不再是一個資源需求低的國家，需求水平已相當于甚至高于許多工業化國家。陳劭鋒提醒記者注意，我國資源的“高消費”要和資源供給模式以及“世界工廠”這一角色聯系起來看。

西方發達國家的巨大經濟體是建立在全球資源基礎上的。例如，日本把許多物質最密集的產業都轉移到了海外，特別是金屬礦產和工業礦物的初級采掘業，這就把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也甩到了海外。因此，日本成為亞太地區資源、能源效率最高的國家。

和老牌工業化國家不同，我國主要通過開采國內資源來滿足大部分資源需求。雖然近些年我國對鐵礦石、石油等的進口量有所增加，但是依靠自身滿足主要資源需求的格局并沒有變。這種供給模式能夠確保供應的安全性，然而卻會使我國面臨巨大的、與環境開采和加工相關聯的環境壓力，同時也將未來資源保障的風險埋在了國內。

還有一個原因讓中國背負了更重的資源環境壓力——“世界工廠”。上世紀80年代以來形成的出口導向發展模式，導致國內很大一部分的資源用來生產其他國家的最終消費品。統計數據表明，我國總資源量的20%左右，碳足跡的25%左右，都用于生產出口產品。

“綜合這兩個方面，我們能夠看出，期望中國達到發達國家那樣高的資源效率水平是不現實的，發達國家所達到的資源效率不可能成為中國的現實標桿。”陳劭鋒說。他認為，在全球資源競爭日益加劇的情況下，發達國家曾經走過的那條路，中國走不通。繼續維持現有的資源利用方式，也不可持續。

制度約束所產生的節能減排潛力非常大

近年來，我國年均GDP增長為9%以上，而資源強度的下降（科技進步）速度約為4%—5%，這就意味著我國資源消耗仍以4%—5%的速度增長。而發達國家兩者的速度相近，因此很多國家資源消耗保持相對平穩，甚至略有下降。有鑒于此，要在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間保持一種平衡，就要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持續提升資源利用的效率。

提升資源利用效率通常與三種因素有關：結構、技術和管理。與此相對應，節能減排也存在結構減排、工程減排和管理減排三種途徑。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出臺了大量提高資源效率的相關政策，如《清潔生產促進法》《循環經濟促進法》《可再生能源法》《民用建筑節能管理規定》，等等。“十一五”“十二五”國家環境保護規劃還明確設立了節能減排目標。這些政策推動了技術創新在各個領域的應用。更為重要的是，近些年我國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發展方式，從更深的層次上促使經濟增長與資源消耗脫鉤。

“目前，我國的經濟增長方式仍很粗放。在這一前提下，通過管理創新，加強制度約束所產生的節能減排潛力是非常大的。”陳劭鋒提出，管理制度是作用在物質基礎上，它通過約束人、企業等的行為來實現目標。我國要向管理要效益。

事實上，盡管我國已經出臺了一系列綜合性政策，但是與政策相配套的具體實施細則卻不能及時發布。例如，2009年《循環經濟促進法》正式出臺，但是包含任務和措施的《循環經濟發展規劃》直到2012年才獲得通過。在長達3年的時間里，由于沒有實施細則，《循環經濟促進法》在各個地方沒法操作。同時，由于缺乏技術、資金和人力資源，許多得以實施的政策也往往不能及時監測，得不到恰當的評價。

如果說，過度的資源投入支撐了過去幾十年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那么未來中國經濟的持續繁榮則更需要技術創新、管理創新和制度創新。今天的創新投入，其效果將在未來歲月里顯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