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已成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攻方向。由于經濟結構的形成和調整受制于復雜的經濟因素，就需要多管齊下加以推動。

著力激發經濟結構調整的基本動力

一些學者的實證研究表明，上個世紀70年代以來，計算機等技術領先行業的發展帶動了經濟結構的演進，技術進步存在持續的正向溢出效應。創新是經濟結構調整的基本動力，當技術進步和產品創新出現后，提供了消費潛在商品或新商品的可能性，需求驅動進一步促進技術水平的提高，使得經濟逐步朝向滿足新需求的方向轉軌。在這個過程中，新部門地位持續上升，所有部門都或通過生產率提高、或通過相對價格變化而受到技術進步的影響，推動產業結構向新的穩態均衡演進。

創新帶動下的結構調整對實現經濟持續增長至關重要。一些技術落后國家和地區可以直接借用技術領先國家的成熟技術，實現生產率的飛躍，但并不是所有落后國家和地區都能很好地利用技術溢出效應。只有那些擁有足夠社會能力的國家和地區，才能實現趕超。所謂社會能力，就是擁有足夠數量和質量的勞動力、組織機構和企業，具備吸收、模仿先進技術以及推動工業結構升級的能力。為此，政府部門可以通過加大對科研的公共支出，通過允許加速資本折舊、抵扣所得稅等方式鼓勵企業增加新技術、新產品研發投入，并且著力推動培育和發展微觀經濟主體和人力資源，以提高相應的社會能力，并盡力提供更加開放公平的市場環境和制度保障。

創造勞動力競爭的新優勢推動產業結構調整

國內外經驗表明，補貼類產業政策對于產業結構調整的長期效果并不明顯，可將政策著力點放在標準引導方面。應適當提高環境保護標準、產品質量標準和執法力度，加速淘汰落后生產能力。但環保和質量標準制定不能過于超前，要以多數企業能夠勉力達到為限。產業結構調整必須基于經濟自身的競爭優勢。經濟要素分為資本、勞動和制度三類，國際經濟競爭實質上就是國家擁有經濟要素的綜合競爭。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使得資本跨國流動障礙逐步消失，除少數地域性產品或服務外，生產組織地域性限制越來越小，國際經濟競爭逐步集中于勞動力競爭。

當前，我國資本短缺狀況有很大改變，但勞動力成本優勢正在被大幅削弱，環境污染已達難以忍受的地步，推動經濟持續發展必須充分發揮自身制度優勢，積極發揮資本的潛在作用，努力創造出勞動力競爭上的新優勢（包括勞動者素質、技術水平、信息獲得和創新能力等方面的競爭力），既提高勞動生產率保持勞動力比較成本優勢，又提高產品或服務質量增進差異化競爭力，推動技術結構升級和產業結構調整，提升經濟國際化程度。

尋求與經濟發展水平相匹配的需求結構

不同經濟發展階段的需求結構差異顯著。中等收入國家的家庭溫飽問題得以整體解決，總的消費支出增長慢于收入增加，結果表現為國民儲蓄率上升；產業部門發展要求提供更為便利的公共基礎設施，基礎建設投資比重會上升。這個階段為經濟騰飛階段，以工業化、城鎮化為基本特征，居民消費中的交通通訊、醫療保健和教育服務增速加快，居住類、金融等其他商品及服務類消費異軍突起。目前，我國已開始邁入中等收入階段，由溫飽型消費向享受型消費過渡，消費規模增長和升級拉動結構調整和經濟增長的作用逐步顯現。但是，我國工業化進程尚未最終完成，基礎設施建設、軟件、設備和技術改造投資潛在需求空間十分巨大。現階段，將擴大消費需求作為需求結構調整的最終目標是適宜的，但不宜以抑制投資增長為代價。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我國投資還會保持一個較高速度的增長，而且也應維持一個較快的增長速度。與此同時，還必須充分發揮外部市場的作用，出口結構優化必須以持續較快的出口增長為前提，不能采取逆市場行動、人為制造貿易平衡。

總體而言，政府在需求結構調整方面的干預空間較大，但這并不意味著一定要出臺多少措施來促進消費規模增長和消費結構調整。消費增長與結構調整有其內在機制，只要條件成熟，即使沒有任何外在干預和刺激也會逐漸實現，過多的行政干預有可能適得其反。應重點關注消除影響消費增長的障礙，創造更好的消費環境。一方面，健全社會保障體系，加大社會保障支出，減輕人們的后顧之憂，增強消費信心和消費意愿。另一方面，加大城鄉消費環境建設投入，強化食品安全監管，加強消費者權益保護，完善消費供給渠道，改善消費環境，降低消費成本。

采取兼顧公平和效率的經濟政策調整收入分配結構

稅收制度直接影響初次分配結構，所得稅制度和轉移支付制度直接影響二次分配結構。最低工資制度等工資管制制度的初衷是減輕貧困和實現公平，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份額，但常常難以實現初衷，且產生效率扭曲。如果說，改革開放之初，我國經濟面臨的主要問題和社會關注的重點是效率而非公平；那么，本世紀以來，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當前，公平特別是分配公平已取代效率成為公眾關注的重點，成為主流民意最迫切的訴求。

解決收入分配不公、貧富差距擴大的問題，在宏觀層面應以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份額為目標，通過降低政府可支配收入份額來實現，不能人為扭曲勞動報酬和資本收益的市場比例；在中觀層面，要打破國有資本對于高薪行業投資的壟斷，打破權貴者對高薪行業就業的壟斷，確保進入高薪酬行業機會均等性；在微觀層面，要加大教育投入力度，確保公眾接受教育的公平性，提高弱勢群體社會的競爭力，為分配公平營造一個公平的起點；同時還需努力消除腐敗，避免社會財富過度集中，并適當加大資本利得課稅力度，擴大資本利得課稅范圍。

在結構調整中轉變政府職能

政府行為方式與其承擔的經濟責任有很大關系。經濟轉型首先是政府轉型，沒有政府職能的轉變，就不會有經濟結構的合理。在結構調整中，尤其需要克制行政沖動、減少政府干預、降低政府投資比重。這就要將政府職能限定在為市場主體服務和創造發展環境、完善市場監管、加強公共服務領域，減少其推動經濟發展的直接責任，真正抑制政府投資沖動。應將政府投資領域嚴格限定在國防、司法、城鎮和農村公共設施、農村水利、江河治理、防災減災與救災、公共衛生、社會福利、基礎科研、基礎教育、道路橋梁等公益性和部分準公益性領域。調整中央地方關系，合理劃分中央與地方的收入比例和支出責任，弱化當前分稅制對地方政府投資的刺激作用，完善地方稅體系，既要增加地方政府可支配財力，更要抑制地方政府投資沖動。健全政府投資項目決策程序，提高政府投資項目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水平，提高投資效率。

與此同時，必須切實發揮市場對于投資配置的基礎性作用，放開民間投資領域的限制，降低市場準入門檻，繼續削減和調整行政審批事項，修訂出臺政府核準投資項目目錄，最大限度地縮減核準范圍、下放核準權限，進一步調動民間資本的投資積極性，逐步使其成為投資的主體。

打造中國經濟的升級版，需要在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關系上有更好的改革舉措。任何一個經濟體的成長與發展都有其深刻原因，這些原因構成了經濟結構調整的內在邏輯。行政干預不能破壞市場機制，應由市場解決的問題要切實交給市場去調節。只有讓市場自身充分發揮調節功能，人力、資本、技術和制度等經濟要素的組合才能更加有效，經濟結構調整才能順利實現，經濟轉型升級才能真正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