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主動放慢，還是被動下行，圍繞我國經濟發展本身，外界有著太多的疑問。

就經濟調控而言，也常常陷入一種困惑。在經濟高速增長時，很多人會覺得政府干預太多，而一旦增速放緩，期待政府救市的聲音又開始浮現。

在此背景下，決策層如何選擇令人關注。

預熱

進入7月，2013年在悄然之中已走過半程。正當外界翹首企盼上半年經濟數據發布之時，一份名為《關于金融支持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的指導意見》（下稱：《指導意見》）于7月5日先行發布。

“金融要回歸實體經濟，這方向無疑是正確的，但問題在于，當前很多行業利潤微薄，少數行業更是大面積虧損，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的結果很可能是銀行也不賺錢了。”在《指導意見》發布之后，一些學者對于銀行等金融機構是否有足夠動力去執行甚為懷疑。

按照國家統計局的日程表，7月15日將發布上半年主要經濟數據。值得注意的是，多個研究機構已相繼下調中國經濟全年增長預期。一些悲觀的看法甚至認為，GDP增長很可能將“迎6”。

在對經濟走勢進行研判的同時，中國企業聯合會研究部經濟學博士馮立果也注意到新一屆政府在經濟調控上的一些變化。“自3月份以來，已經出臺了多項政策措施，呈現出鮮明的政策轉型思路，比如下放和取消了一批行政審批事項；穩健地推進金融體制改革，逐漸改變金融機構的傳統經營模式和習慣等。” 馮立果說。

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是轉變政府職能的突破口。不少學者均認為，以簡政放權推動轉型，加快體制機制創新，將使企業和產業在公平的市場競爭中優化升級，并為轉型提供“源頭活水”。

“可預期的新政應該是圍繞調整經濟發展模式，出臺一些促進實體經濟發展的政策。”在接受新金融記者采訪時，大道博一管理咨詢公司副總經理王坤對于下半年經濟調控的政策走向充滿期待。

對此，中投華瑞投資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長孫飛不謀而合。“到時肯定會有一些新政策出臺，可能會涉及政府進一步簡政放權、市場化改革、產業結構調整、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等內容。”他說。

不過在馮立果看來，最大的期待還是在今年10月。“下半年最重要的會議是10月份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應該會有一攬子的改革方案出臺。”

以此來看，前述《指導意見》似有預熱之意。

轉型

“未來的十年，是從中等收入階段邁向高收入階段的關鍵時期，如果喪失了這十年的機遇期，那么我國有90%的概率掉入中等收入陷阱。”馮立果認為，要避免這一情況出現，就必須啟動新一輪經濟體制改革。

孫飛也認為，中國經濟結構調整已進入關鍵階段。不過他表示，鑒于我國的特殊國情，推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投資、消費、出口在未來十年均不可或缺。至于核心，他認為，應降低門檻，放開民營資本的投資。

有關經濟轉型和結構調整的說法，并非今年首次出現。“經濟轉型早在20年前就開始提了，之后也做了大量基礎工作，可惜許多改革舉措最終沒有延續下來，反而在金融危機時期出臺了大規模經濟刺激政策，導致經濟轉型的難度更大。”馮立果稱。

在馮立果看來，當前經濟增速下行，除了有世界經濟持續低迷影響外，更是受到前一次大規模刺激政策及其退出的后續效應的影響。

“我國經濟發展的周期性并不強，更為明顯的則是政府經濟政策的緊縮與寬松。”王坤告訴新金融記者，我國經濟發展是建立在要素驅動的基礎上的，也就是資源的粗放開發利用加上廉價勞動力，而2008年以來推出的政策，其實是強化了對生產資源要素的壟斷，這對經濟發展向效率驅動轉型是不利的。

“在計劃經濟時期，政府的投資依賴和投資干預就導致了經濟多次大起大落。改革開放后，政府仍然習慣于通過投資來實現經濟目標。”馮立果說。耐人尋味的是，但凡經濟出現下滑跡象，外界要求經濟刺激的呼聲便浮現起來。

“如果是把一個舊機器上部分零件拆下，那么機器就停了，更換部分零件只是使機器不停，而如何才能使機器脫胎換骨是關鍵。”安徽師范大學經管學院副教授孔慶洋如是闡釋自己對于經濟轉型的理解。

由此，一些專家建議，在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過程中，一方面要著眼于扭轉當前投資與消費失衡的局面，著力擴大內需，另一方面也要結合我國人口結構變化以及由此引起的要素稟賦變化趨勢，及早作出長期安排。

“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障礙主要來自于非市場化的經濟環境。”在王坤看來，經濟發展到現在，最應該反思的就是社會效率和創新活力為何沒有得到改善。

過剩

“政府的手，應為市場的腳鋪路。”王坤認為，很多時候，政府的手往往捆住了市場的腳。

產能過剩，可謂是一個典型代表。在受訪專家看來，這既是粗放增長模式的產物，也與各級政府過多干預經濟直接相關。

“產能過剩的根本原因在于各級政府所遵循的以GDP為主的政績考核。如果把GDP增速在政績考核中的比重降低，那么地方政府就會減少對容易‘制造GDP’的產業的干預。” 馮立果說。

長期以來，在投資推動和外向驅動的發展模式下，消費不足是我國經濟最大的短板。投資規模過大和片面追求出口，導致一系列能源、資源和生態等問題。而因投資擴張帶來的重復建設和資源能源浪費現象也十分突出。

今年3月，銀監會曾就九大行業五類風險向商業銀行發出了風險警示。值得注意的是，鋼鐵、有色金屬、水泥、煤化工、船舶制造、風電設備、光伏等產能過剩行業均名列其中。

而早在去年8月，IMF在一份國別評估報告中對中國產能過剩程度也作出了評估。令人意外的是，他們給出的中國產能利用率僅有60%。

馮立果調研發現，出于穩定財稅基礎、保護就業、維護社會穩定等因素考慮，即使是瀕臨破產的企業，一些地方政府也會對其施以信貸、財稅等多方面的援手，盡最大可能維持企業生存，延緩了落后產能和劣勢企業的正常淘汰。

與此同時，為了讓企業進一步增加產能，一些地方也利用低價工業用地或廠房、稅收返還、補貼、壓低水電價格等優惠措施，推動企業在本地擴大產能。

其實，此次《指導意見》對于產能過剩問題也有所觸及。比如其明確規定，對屬于淘汰落后產能的企業，需要通過保全資產和不良貸款轉讓、貸款損失核銷等方式支持壓產退市。嚴禁對產能嚴重過剩行業違規建設項目提供任何形式的新增授信和直接融資，防止盲目投資加劇產能過剩。

“如果能以轉變政府職能為突破口，通過改進對地方政府官員的考核，則可弱化地方政府的投資擴張。”在馮立果看來，要遏制產能過剩就需要改革以GDP增長為重點的政府政績考核和官員晉升體制，轉向全面考核政府治理水平，從政府內部的自我考核轉向內外考核相結合，讓公眾有更多的參與權，把經濟發展質量、資源能源消耗和人的全面發展情況等指標反映進來。

不過，這也帶來另一個問題，那就是政府對于增長的容忍度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