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年初的增速下行到年底的觸底回暖，每一步變化都牽動著中國市場和全球市場的神經。進入2013年，中國經濟又將有怎樣的表現呢？摩根大通將2013年GDP增長預期上調至8.2%。認為2013年中國經濟將經歷周期性復蘇，但增長潛力仍將處于長期下行通道。

對明年的政策預期，農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向松祚認為財政政策可能比2012年更加積極一些，預計2013年財政赤字比2012年高4000-5000億，達到1.5萬億左右；貨幣政策穩中趨松，主要依賴公開市場操作靈活管理流動性，不會出現多次降息降準。2013年凈貸增長幅度將略高于2012年，預計凈增量8.6萬億元。

上調2013年GDP增長預期至8.2%

往事并不如煙，2012年將是中國經濟史上重要的轉折點，中國發電量和出口的同比增長都在年內創出了近年的新低。國家統計局上周五公布的全年經濟數據顯示，2012年，國內生產總值519322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增長7.8%。

展望2013年中國經濟，多數研究機構都將2013年中國GDP增長預期定在了8.1%。摩根大通更樂觀，上調2013年GDP增長預期至8.2%。摩根大通中國首席經濟學家朱海斌表示，從積極的方面來看，推動2012年下半年經濟實現復蘇的三大動力將在2013年得到延續。首先，自2012年中起加速的政策松動將繼續影響經濟活動。最矚目的要數基建投資，如：鐵路和地下軌道交通投資。作為固定資產投資風向標的新開工項目投資總額顯示這一趨勢將在近期得到延續。

其次，2013年樓市將延續去年三季度開始的復蘇走勢。通常在房地產發展周期中，復蘇期始于住房交易的反彈，緊隨其后的將是房價回升，然后是建筑及投資活動的復蘇。摩根大通認為，中國的房地產市場目前正處在復蘇期的第三個階段。

近幾個月制造業亦顯示出令人振奮的回暖跡象。2012年10月及11月兩個月的企業盈利數據顯著回升。同時，企業去庫存似乎已告一段落，庫存重建已經開始。制造業企穩對于中國經濟在2013年的復蘇至關重要。

更值得欣慰的細節是，不僅經濟增長速度已經停止下滑，中國經濟賴以支撐的外貿出口也有穩定的跡象。因此，相對于今年上半年到年中時的極度悲觀，眼下許多人的信心又開始恢復，對2013年的展望也越來越正面。以2012年四季度出口數據為例，同比增長9.4%(2012年三季度為同比增長4.5%)。環比來看，四季度出口和進口的季調折年增速分別為20.0%和23.8%，而三季度則分別下降11.0%和0.4%。

“鑒于四季度數據好于預期，我們將2013年GDP增長預期由此前的8.0%上調至8.2%。”朱海斌表示，2013年中國經濟將經歷周期性復蘇，但增長潛力仍將處于長期下行通道。與去年中國同時面臨周期及結構性因素引發的雙重放緩相比，目前的狀況已經大為改觀。

不過，農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向松祚持不同看法，認為2013年經濟增速大致與2012年持平，達到8%的可能性不大。

新增貸款預計在9.2萬億元左右

展望201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為作為轉型之年的2013年定下了政策基調，明年政府將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并“繼續堅持房地產市場調控政策不動搖”。

對于明年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向松祚預期，貨幣政策穩中趨松，主要依賴公開市場操作靈活管理流動性，不會出現多次降息降準。2013年凈貸增長幅度將略高于2012年，預計凈增量8.6萬億元。市場其他機構預期，相比于2012年8.4萬到8.5萬億元的預估增加值，2013年人民幣新增貸款預計在9.2萬億元左右；有的預測在9萬億，社會融資總量在15.5萬億左右。

向松祚認為2013年的貨幣政策著眼點有三個重點。首先，“擴大融資規模”及“貸款的適度增加”表明2013年的貨幣政策基調將是“略微偏向寬松的穩健”，經濟連續下滑后雖然將重新企穩，但增長的后勁仍然微弱，短期內依然需要適度寬松的流動性作為支撐。另一方面，我們繼續強調，2013年的寬松不可能是 2009年及2010年“信貸爆發”的重演。存量流動性壓力依然巨大的背景下，管理層需要顧慮流動性重新開閘。

值得一提的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2013年財政政策同樣做出了表述：“在打基礎、利長遠、惠民生、又不會造成重復建設的基礎設施領域加大公共投資力度。”

對此，有研究機構認為明年繼續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并與結構性減稅緊密結合，顯然，財政支出壓力較大。

根據公開信息，政府的綜合負債主要包括中央政府的內外債、地方政府債務、以養老金缺口為主的社會保障基金缺口三個部分。

向松祚告訴南方日報記者，任何財政政策都無法同時實現減稅、增支和控制赤字。他預計2013年財政赤字比2012年高4000-5000億，達到1.5萬億左右。主要用于結構性減稅。

■觀察

新一輪價財稅改革將至

財稅政策調控將著力服務于十八大后新一輪發展和改革高潮的平穩展開。財政部財科所所長賈康坦言，經濟社會發展中種種問題的解決，離不開財政投入；而當前經濟社會運行中各種問題的出現，又與1994年“分稅制”改革掛鉤。

“現實生活正在呼喚新的一輪價、稅、財配套改革。”賈康稱。

對于備受關注的資源稅改革，賈康認為有望成為中國基礎品價改和電力體制改革攻堅克難的重要切入點，并長遠產生節能降耗的杠桿作用；房產稅改革試點適時擴大范圍將引致地方稅體系框架建設及其配套改革事項的一系列積極拓展，并在房地產調控、收入再分配優化等方面產生正面效應；個人所得稅分步走向“綜合加分項扣除”模式的改革，也勢在必行。

“新財政改革旨在提高中國地方政府的透明度及預算靈活性，具有正面信用影響。”著名的評級機構莫迪做出上述評價。目前，中國地方政府對于其自有稅收的控制權較小，缺乏上調稅率或開征新稅的權力，因此訴諸于一些最終難于管理和控制的費用和收費。此外，中國縱向財政失衡的現象對地方政府的財務狀況形成制約，并削弱其履行財政責任的能力。縱向財政失衡是指地方政府的支出責任大于中央政府，但稅收能力卻小于中央政府。

根據改革建議，中央政府會向地方政府賦予以下稅收管理權限，從而增強地方政府稅收能力：調整稅率及開征新稅；對戰略性行業給予稅收減免；征收新地方稅，其中主要是房產或其他財產稅。如果這些改革措施能提高地方政府自有收入的比例，并允許地方政府在有需要時調整這些收入來源，將會提升其財務靈活性，最終使經濟實力較強，審慎管理財務狀況能力較高的地方政府獲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