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的勝利召開，給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帶來強勁信心。日前，復旦大學經濟學院組織召開了一次以“尋找中國經濟增長新動力”為主題的研討會，經濟學者們齊聚一堂，熱議經濟發展關鍵詞，尋找未來可持續發展的新動力。

人均收入翻番的新內涵

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未來將何去何從？袁志剛教授指出，十八大報告的一個重要亮點，就是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時間節點。從經濟視角來衡量，有一個數量型的指標，即報告中提到：“經濟持續健康發展。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取得重大進展，在發展平衡性、協調性、可持續性明顯增強的基礎上，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他說，這其實是一個很不容易的目標，尤其是除了總量目標，還明確了人均目標。“如果按照目前的人口預測，在這十年里我國人口還有增長，這樣人均收入翻一番的要求就更高了。”

根據袁志剛的預測，中國經濟年均GDP增速保持在7.5%左右，才能保證到2020年時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他指出，盡管過去30年經濟年均增速在10%左右，但今后十年要保持7.5%的增速，卻很不容易。他指出，過去三十多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其實是靠要素驅動的，把7億多勞動力轉移出來，在全球化過程中，與世界上所有先進的生產要素共同驅動，創造了 “中國制造”的輝煌。而當前，一些影響經濟增長的長期因素正在發生變化，例如勞動力供應量、勞動力結構等變化，使勞動工資提高成為趨勢，再加上環境、能源等方面的條件都越來越有約束。因此，GDP翻番和收入翻番的目標，背后的內涵顯然不僅僅是數量型的增長，而是包含著轉型任務的目標，只有實現轉型，才能達到設定的發展目標。

專家指出，中國未來發展新動力，是要從原來粗放的要素驅動，轉到效率驅動，這樣中國經濟的可持續增長空間就會非常大。而效率驅動的關鍵是建立要素市場，關鍵是要素市場改革，把要素價格搞對，這樣才能形成效率驅動。袁志剛把中國未來的新動力形象概括為做好 “空間”和 “時間”兩大塊。 “空間”就是做好城市化以及全球化環境下的開放，“時間”就是把金融資源的時間價格做準確。

此次報告中，對于小康社會的藍圖除了數量型的描述之外，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包括文化建設、資源環境問題等，處理好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如何實現公共產品均等化，在協調這些問題的同時又如何做到不影響增長動力？這些都是需要重新思考的問題。專家提醒，還有一個長期因素需要正視，即人口的老齡化。因此，金融顯得更為重要，金融不能無視儲蓄、投資者的利益，要把金融的效率發揮出來，適應于老齡化社會的發展。提高金融效率，財富管理可以保證，那么中國經濟將會獲得一個更持久的發展。

要投資，但要有效率的投資

隨著發展階段的變化，發展的外部環境的變化，以及影響發展的作用要素的變化，中國經濟的發展將逐漸從要素驅動轉向效率驅動，那么如何提高效率，就成為下一階段需要著重思考的問題。

殷醒民教授指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目標有挑戰，但可以實現。實現目標的路徑，一是提高技術效率，二是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完善生產要素的市場化配置能力。

他指出，經濟增長要保持一定速度，還是需要投資的。他說，投資下降，會導致消費和出口下降。下一階段經濟發展，離不開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和更強的技術創新能力，而這些都是基于資本積累率的不斷提高。打個比方，一條扁擔的運輸量肯定不如一輛自行車，一輛自行車的運輸量則不及一輛汽車，一輛載重卡車行駛的距離遠不如一架飛機，殷醒民說，中國制造業的資本積累尚處于從“自行車”向“汽車”的過渡時期，更需要加快步伐邁向 “飛機時代”。而工業革命的前提是大量的資本積累，資本積累的高低決定了與發達經濟體之間生產率差距縮小的程度。由此可見，適當的投資在下一階段依然是必要的。他指出，資本的形成有三個部分，一是物質資本，二是提高制造業的人均資本存量，三是人均技術開發資金量，這是技術資本投入的基本指標。

但專家強調，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需要的是有效率的投資，需要提高資源的配置效率。這就必須進一步打破壟斷、放松管制、鼓勵競爭。殷醒民說，經濟是否轉型有兩個關鍵的經濟特征，一是擁有強大的民營企業部門，二是以競爭的方式配置資源，這樣做的結果是資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并必然導致經濟資源的分散，而經濟資源的分散是市場經濟繁榮的重要因素，這樣一來，就形成了正向循環，也就確保了市場經濟的長期繁榮。

華民教授則指出，推動中國經濟增長，同樣不能脫離外貿。他說，工業文明和農耕文明最大的區別是規模經濟，只有產能達到一定程度才能盈利，而企業如此大的產出必須靠貿易平衡，從貿易的順差和逆差來看，制造大國往往是順差的。他指出，目前僅靠內需，還不能推動經濟增長。目前我國還存在著二元結構的問題，一半人口在農村，經濟發展還未進入群體大規模消費階段，沒有達到內需全面釋放的臨界值。

華民強調，如果完全沒有出口，便沒有投資、就業、收入和消費，而且也不會有進口，因為從經濟學角度，進口也是出口的函數。消費規模應該是中國經濟增長的結果，而不是原因。因此，中國經濟要形成大規模的消費動力，一定是經濟起飛、產能釋放、外貿增長所帶來的。做好外貿，應該繼續發揮中國的比較優勢，善于利用跨國公司的渠道，靠貿易自由化和對外投資來平衡貿易，而不是靠匯率變動。

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

十八大報告中強調，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必須更加尊重市場規律，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報告中強調，“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這得到了經濟學者的熱烈呼應。專家們指出，要實現效率驅動，一個關鍵就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特別是要讓民營經濟更快、更健康地發展。

張軍教授提到，現在中國經濟中有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一方面中國的流動性很充分，并不缺錢，但另一方面，企業要借錢非常難，融資成本很高，這反映了大量的金融資源被四大銀行壟斷的情況。他說，這只是一個例子，事實上壟斷還依然存在于許多方面。過去，大量非國有企業的生產率不能持續增長，它們的有效投資需求一直不旺，是因為它們沒有足夠的空間，很多領域不能進入。在一些上游行業里，常常是一家或幾家獨大，更多的民營企業和中小企業要進入這些領域比較難。而按照打破壟斷的經驗，當國企、國資退出后，在競爭性行業中為非國有企業創造很大的空間，非國有企業就有很強的動力進行設備投資，勞動生產率增長非常快。所以從這個意義來講，政府和市場關系很重要。他希望，這樣的經驗可以擴展到更多經濟領域，他特別提到，打破壟斷最關鍵的問題是缺乏改革的動力，過去畢竟許多國有壟斷的行業多為虧損的行業，所以有改革動力，而現在，壟斷集聚的都是贏利性行業，推進改革就存在更大阻力。

孫立堅教授也指出，經濟發展中存在著一種扭曲，在競爭最激烈、最殘酷的市場中的企業，集中的大多是民營企業，而國有企業則開始向資源性行業集中，“民企‘做面包’，國企‘分面包’，這其中就會帶來很大的利益扭曲的問題”。他說，只要打破壟斷，企業是有能力配置資源的，也會從成本上考慮優化配置，從市場效率角度選擇自己所處的合適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