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知道，去年中國經濟穩中向好，實現了“十三五”良好開局。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將經濟增速設定在6.5%左右，這是近年來較低的一個預期目標。請問厲以寧委員，您是否認為中國經濟已經到了一個探底的拐點?謝謝。
我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知道，中國現在正處在轉型階段，這就是說，要從原來把速度和數量放在主要位置的發展方式，轉變為以效率和質量為中心的發展方式。所以我們的結構性改革問題一直在進行之中，如果認為現在中國經濟已經到了轉型的階段，那首先要問：難道我們的結構性調整已經結束了嗎?沒有結束。而且即使經濟在運行中不是像過去那樣有一個V字型下去再上來，或者U型的下去再上來，現在不可能是這樣的。我們的國情表明，我們是在不斷的轉型、不斷的改革當中來達到新的位置。所以現在已經是處在轉型階段的拐點了，我看不一定符合中國的實際。謝謝大家。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把防范金融風險放在更重要的位置。請問楊凱生委員，您有非常豐富的金融領域工作經驗，中國的金融風險您怎么看?下一步中國防范金融風險需要做好哪些工作?想聽聽您的高見。謝謝。
謝謝你的問題。我注意到了，現在各方面的朋友對我國的金融風險問題都很關注，原因是多方面的，大概有兩個提法引起了朋友們的關心。一是，去年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有一個提法，要把防控金融風險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另一個提法，昨天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說到，要對各方面累積的金融風險高度警惕，要筑牢各類風險的防火墻。大家看到這兩個提法以后都很關注，認為中國的金融風險到底大不大?表現在哪兒?我的看法，對于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要把防控金融風險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以及總理昨天提出的對累積起來的金融風險要高度警惕，要筑牢防火墻。我是這么看的。第一，中央的這種判斷我認為是有的放矢的，是審時度勢之后提出的一個重要工作方針。第二，中國的金融風險目前是可控的。之所以說第一句話，主要是因為過去我們講到金融風險主要關心的是銀行業的不良貸款是多了還是少了。現在隨著中國金融改革的深化，隨著市場發育水平的不斷加深，現在許多金融產品、許多金融交易行為已經變成跨行業、跨機構，甚至是跨監管了。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面對許多事情經驗不足，法規也不盡完備，各個監管機構綜合協調不是完全有效。在這樣的情況下，確實需要對各類風險引起警惕，要采取有效措施，特別是對現在監管沒有覆蓋到的一些金融交易行為、金融產品實施所謂的穿透式監管。所以我認為現在提出加強風險管控的方針是有的放矢的，也就是說是有道理的。
第二，目前金融風險還完全是可控的。怎么說呢?拿一個老的指標——銀行不良率來說，銀行市場是我國金融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不良率是1.74%。這是一個什么概念呢?是去年四個季度當中最低的，不良貸款的增加額甚至是近三年來最少的。我們的貸款撥備，彌補損失的，在去年各家商業銀行普遍加大不良貸款的處置核銷力度的同時，我們的銀行存款撥備率保持在70%以上。去年各家商業銀行的年報雖然還沒有披露，但是據我了解，各家商業銀行的利潤總額超過2萬億。現在不良率是1.74%，不良貸款額只有1.5萬多億，我們的撥備是2萬多億，再加上十幾萬億的資本金，銀行業消化目前不良貸款的損失或者稍微暴露出來的不良貸款的潛在損失的能力是強，或者是充分的。對于其他風險，流動的風險、房地產市場波動帶來的風險、外部沖擊和匯率帶來的風險等等，理財產品有可能存在跨市場、跨交易的風險，實際上有關部門都在加強管理之中。比如，對所謂的資產管理，最近中央銀行正在牽頭組織有關部門共同制定一個管理辦法，這些措施跟上去以后，我們碰到的新情況、新問題、新風險是能夠有效控制的。所以我想對目前的金融風險還是兩句話：第一，不能掉以輕心。中央提出的要高度重視，把它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是有道理的。第二，對中國的金融穩定，我們要充滿信心。謝謝。
請問陳錫文委員，您長期關注農村領域，最近大家很關心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您認為這與需求側改革最大的不同點是什么?我們在農業結構調整方面應該有所突破，應該怎么突破呢?農業領域的體制機制創新方面，您認為體現在哪些地方?
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從2015年已經開始，經過一年多時間的推進，取得了比較明顯的成效。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很多人都在問，和我們原來講的結構性改革有什么區別?對農產品的需求變化有什么聯系?首先一條，是由需求方面提出的新要求才迫使農業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因為需求水平提高了，對農產品的質量、品種、安全性要求更高了，供給要適應這種新需求。
第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本身也帶有一般意義上的結構調整，所謂一般意義上的結構調整就是農產品的生產要根據市場的變化進行一些品種數量方面的調整，比如說從目前的農產品供求來看，大的品種上，大都是供不應求的，因此，需要采取一定的政策措施引導大豆生產的增加。玉米現在是供過于求，因此也要采取相應的措施適當調減玉米的產量，這和一般的結構性調整有聯系或者說相似的。但更重要的，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從整體上提高我國農業的綜合效益以及提高我國農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從這兩點來看，我們很多農產品的生產多存在著綜合效益不高、國際競爭力不強的問題，從這個角度去看，它就不是一個單純的品種數量方面的調整，而是要改變我們的發展方式，著力提高農產品的國際競爭力，提高農業的綜合效益。
怎么推進這個改革?最重要的就是兩方面的創新。第一，推進農業科技的創新。從良種的培育到栽培養殖技術的創新，一直到后續的加工儲運等等，都要采取一些新科技，讓它產生更高的效益。第二，要去推進農業經營體系方面的創新。我們的農業規模由于人多地少的原因，整體農業規模是偏小的，特別是在土地密集型產品方面，比如糧棉油這些產品，和一些國家相比，中國農業顯得規模偏小、效益不太強，這是一個基本事實，在短期內是沒有辦法改變的。但是通過農業經營體系的創新，實際上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的。我們過去說家庭經營規模小，很多人懷疑它還有沒有潛力?從現在情況來看，第一，通過城鎮化的推進，農業人口的減少，農村土地的經營權正在流轉集中，實行土地規模經營。但是更多的地方可以看到，土地的經營權雖然沒有流轉，但是農民通過對土地進行托管、代耕以及購買服務等方式，也在它的小塊土地上能夠享受到現代農業裝備技術帶來的效益。從這個角度講，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跟以往一般講的結構調整不同的地方，目的是不同的，目的就是要提高農業的綜合效益和提高農產品的國際競爭力。途徑也有很大的差別，就是要推進兩個創新：科技創新、經營體系創新。謝謝。
請問錢穎一委員，我們知道，今年中國政府特別強調經濟的穩定，與此同時也將會加大措施減少經濟之中的債務，但是這兩個目標有的時候是沖突的。比如說那些強有力的去杠桿措施，在短期內可能會影響經濟的增長，會影響穩定。因此，請問錢委員，您作為智囊，您如何向中央機構尤其是央行提出建議，如何平衡經濟穩增長與去杠桿這兩者之間的關系呢?謝謝。
從經濟學上來說，在短期穩增長和去杠桿之間會有一定的張力。昨天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中確立了今年非常重要的戰略導向，就是穩中有進，所以穩定是第一重要的。同時，去杠桿是“三去一降一補”中的一個環節，但是它只是其中的一個環節。所以在政府推進“三去一降一補”的時候，在去杠桿這方面，首先會穩步推進，不會在短期內劇烈的調整。第二，在政府工作報告非常明確的提出了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這兩個政策對穩定經濟增長是至關重要的。第三，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有一個新的非常重要的政策，叫積極的就業政策。這個政策對穩增長也是非常重要的。
請問常振明委員，2016年我國企業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取得哪些成效?今后企業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謝謝。
剛才陳錫文主任已經回答了農業方面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的一些問題，我主要回答一下企業和工業企業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當中去年的進展和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去年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展很大，但困難也不小。昨天李克強總理在工作報告中講到，去年在鋼鐵產業去產能超過6500萬噸，煤炭行業去產能超過2.9億噸。去庫存方面，去年年底規模以上的工業企業產成品庫存的增幅也有所下降，大家都看到，去年我國的企業兼并重組也有了積極的進展，行業集中度進一步加強，這將有效推動今后的去產能工作。比如說寶鋼和武鋼的合并，包括在建材行業，中建材和中材的重組、海螺水泥并購西部水泥等很多案例。在去杠桿方面，我認為我國國有企業的問題比較突出，因為國有企業的債務負擔比較重的，它的資本補充機制還不夠，所以在去杠桿方面，今后以債轉股為主要方向。去年12月份，中國銀行和交行等6家銀行對大型央企、中鋼集團將近600多億的債務進行整體重組，這個事例也對今后市場化債轉股是一個重要的示范作用。在降成本方面，據國家統計局的數字，我國工業企業去年末每百元營業收入的成本為85.52元，同比下降0.15元。但是同時，我國的工業企業在供給側改革方面還面臨著一些困難，比如2016年，雖然鋼鐵行業和煤炭行業都超額完成了去產能的任務，但是更多的是一些停產、半停產的無效產能，而今后的工作將指向正在生產中的一些企業，難度會加大，這些企業退出產能之后，他們的遺留債務問題、職工安置問題等工作任務十分艱巨。可以說今后供給側改革在這方面將進入攻堅階段。
作為企業的經營者，我認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我們企業來說，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創新，用科技的手段來補這個短板。因為供給側改革的基本含義，除了削減舊的產能之外，還要增加新的供給，用這些新的供給來增加新的需求。而衡量新舊供給的一個標準就是科技含量，科技含量對于企業來說可以用兩句話概括：一是，別人沒有的我有，大家都有的，我的性價比競爭力更強。要做到這個只有靠創新，提高產品的質量。我們看到，我國在很多高科技領域產能明顯不足，比如半導體行業、集成電路，我們每年進口芯片花費的外匯遠遠超過石油。即使在傳統領域，比如鋼鐵行業，低附加值的“地條鋼”充斥于市，比如高附加值的特殊鋼卻奇貨可居。所以在供給側方面，我們國家的企業有很多成功的案例，比如說互聯網行業、通訊行業，還有中國的高鐵等等。所以我認為對企業來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我們來說更多的是機遇，但是企業只有通過創新，提高產品的質量，才能使企業轉型升級發展。
請問錢委員，我們知道，實體經濟發展主要靠制造業，我們在采訪中發現，成本問題是困擾一些制造型企業轉型升級的難題。去年全國政協就實體經濟降成本問題進行了監督性調研。請問錢委員，調研的結果如何?有沒有發現哪些問題?針對這些問題，下一步該如何發力呢?謝謝。
關于降成本，政協在過去一年組織了多次調研，到廣西、重慶做了實地調研，也到其他六個省市做了書面調研，有很多非常詳細的調查結果，全面地從企業的生產經營成本、稅費方面的成本以及各個方面的成本，都做了非常詳細的調研，也提出了很多具體建議。我在這里想強調一個方面，因為在這之前，關于降成本有了很多報道，也有很多這方面的建議。我強調一個方面，除了我們容易看到的生產經營性稅費方面的成本之外，還有一部分對企業運營非常重要的，經濟學中叫交易成本。交易成本是指那些與合同簽訂、實施以及產權保護相關的成本。這些成本往往不是直接取決于價格參數，但是它取決于我們的制度建設、法治建設、政府的各種規章制度等等。在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把它叫做制度性交易成本，這是我們非常關注的一個方面，并不是那么明顯，但是可以度量，而且也受到越來越大的關注。這里面有幾個例子。一是我們對產權保護制度的落實極其關注。去年11月發布的關于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護產權的意見，以最高形式的文件發布的一個頂層設計，第一次提出，所有產權形式都要全面保護、平等保護、依法保護，并且有很多具體的意見。比如說對以往產生的與產權相關的歷史案件一定要解決，這對企業家們的產權安全預期將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這個會大大降低交易成本。再比如，特別強調政府在守信踐諾方面一定要守信踐諾，特別指出知識產權，知識產權對創新經濟的發展是極其重要的，這是降低交易性成本的一個重要方面。
第二，比如要素市場。要素市場我們關注的是要素的價格，這對企業的生產成本有直接影響，不過要素市場中很重要的要素獲取合同等方面的交易成本。比如說勞動力，不僅僅工資是成本，“五險一金”也是成本，包括勞動合同的簽訂、實施、調整，所有這些都會有很多交易成本。在這方面，勞動力是非常稀缺的資源，如何有效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我們還有非常大的改進空間。所以在這方面，不僅僅是價格問題，不僅僅是工資問題，也不僅僅是“五險一金”方面的調整，而且跟交易成本很相關，特別是現在工資上漲，這是供求關系的決定，是沒有辦法改變的。但是制度性的交易成本下降，完全可以通過改革、通過制度建設能夠改變的。再比如獲得資本，利率是成本，但是信貸市場的運作、資本市場的運作，這就是制度問題，降低這方面的交易成本，同樣是企業非常渴求的。某種意義上說，融資貴是價值問題，但是融資難就是交易成本的問題。所以在調研中有很多建議，我想強調一條，除了顯現的和價格要素相關的成本之外，我們要非常重要的關注制度性交易成本的下降，這方面一靠改革，二靠法治。
2017年中央一號文件中提到，要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請問陳錫文委員，在今年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當中會有怎樣的成果?應該用什么樣的方式，通過改革之后能夠為廣大老百姓提供更好更優質的農產品?謝謝。
剛才已經講到這個問題，比如2016年中央一號文件已經在強調要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當時改革的重點主要是在東北三省加上內蒙古自治區。主要是針對那里的玉米生產。剛才講到玉米現在有供過于求的現象。通過去年一年對四省區的玉米實行市場定價，價補分離的改革措施以后，效果是非常明顯的。第一，玉米供過于求，因此通過市場定價之后，農民根據價格的指揮棒就調減了玉米的播種面積，去年整個四省區調減了2300萬的玉米播種面積，使供給和需求進一步靠近。第二，實行市場定價之后，價格合理回歸，明顯下降。降到什么程度呢?降到基本上和國際市場進口玉米到岸完稅的價格大體相當。第三，由于價格下跌，農民會受損，但是政策中明確了，把價格和補貼分開，原來實行零出價的時候，這個價格里是含有政府對農民的補貼，現在把這部分補貼從價格里分離出來，由政府通過其他途徑再補貼給農民，這樣雖然價格下降了，但是農民的利益還受到一定的補償。從取得的三個成果來看，東北地區玉米的改革取得了比我們預想的還要好的效果。
2017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今年“三農”問題的主題和主線。這就說明我們的毛病不僅僅在于玉米方面需要改革，其實很多農產品生產都存在一些不適應需求的問題，都需要進行改革。從這個角度看，提出農業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第一是調優農產品，讓所有農產品質量往優的方面走，滿足現在的新需求。第二，使得生產更加體現綠色發展的理念，不像過去那樣單純為了產量去大量地投入資源，大量地投入化肥和農藥，大家都知道，農業部門早就提出到2020年，我國農藥和化肥的投入量要實現零增長。現在有些省已經實現了零增長，個別省已經開始在負增長了。這樣才可能實現農業的可持續發展。第三，調新。要有新的產品、新的產業把它從供給方面提供出來，讓農產品的消費市場、讓居民能夠獲得更喜歡、更適合的農產品。所以總的來講，我們當前的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際上是在回應兩方面的挑戰：一是國內的需求，由于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人們對農產品的品種質量和安全性的要求越來越高。要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去滿足國內消費者對農產品的新需求。要由需求來決定生產，而不是像過去短缺時期是供給決定需求。第二，應對國際市場的壓力。我國農業人多地少，在土地密集型產品上，和國際市場相比，成本比較高，價格比較貴。正是這樣的情況，同樣的產品，如果你比人家貴，那你生產出來可能就賣不出去，消費者和經營者會在同等質量的情況下去尋求價格更低的產品，這也就是前幾年為什么我們的玉米不斷增產，但是進口的數量也在增加。只有通過提高農業的效益，讓我們的成本降下去，效益提起來，才能讓中國的農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具有競爭力。比如玉米，經過一年多的改革已經初見成效，目前的玉米價格和進口價格差不多了，如果進一步向前推進，我們還有很多其他品種都需要作出這樣的改革，才能取得更好的成績。謝謝。
請問厲以寧委員，我們注意到，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不斷深化，中國經濟運行的質量和效益也在不斷提升。在這樣的背景下，今年中國經濟的增速是否有希望超過6.5%?
政府工作報告當中提出這樣一個指標，就是GDP增長6.5%左右，這是第一句話。第二句話，在實際工作中爭取要有更好的結果。根據這兩句話我們來談。我們知道，經濟中最重要的問題是效率問題，效率有兩個基礎，效率的第一個基礎是物質技術基礎，有多少廠房、有多少設備、有多少原材料、質量如何、勞動力的質量如何，這是物質技術基礎，它是增長的保證，而且是常規的增長。但不要忘記，還有另一個基礎，效率的另一個基礎是什么呢?就是效率的道德基礎。比如說人們有認同感，這就是一個巨大的力量。人們有風雨同舟感，這又是一個有凝聚力、有共同的危機感等等。所以道德力量調節是重要的，道德力量調節能夠帶來意想不到的成果。這從歷史上已經看明的，也就是從前幾次自然災害的防護中看到的。所以在今年的增長當中，能不能有6.5%以上的增長，這個要看我們的效率基礎怎么樣，能不能使大家都感到有新的突破，要觀察。但是有一個重要的條件，也是好消息，就是中共十九大即將召開。全國上下都在為開好十九大獻出自己的力量。這就表明，我們2017年的成果可能會突破6.5%，也有可能使得我們在經濟中有更多的成就。謝謝大家。
請問錢委員，我們之前聽到李克強總理曾經說過，中國過去30年的發展，很大程度上是依賴人口紅利，我們要轉變過去的發展模式，從人口紅利轉變為人才紅利。您既是經濟學家，也在從事高校的相關工作。您覺得中國如何加快從人口紅利向人才紅利的轉變來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謝謝你的問題。從人口紅利到人才紅利的轉變是必然的，同時也是一種機會。在某種意義上說，在經濟發展新常態中，供給側的主要推動力就是在于能夠不斷持續的釋放人才紅利。在“十三五”規劃中專門有一章就是講人才發展戰略，確立了人才發展的整體框架，這是有深刻背景的。這個背景就是人口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2011年開始，我們國家的勞動力占人口的比例開始下降，2012年開始，勞動力的絕對數目開始下降。在這種情況下提出了新的挑戰，我們也看到，人口紅利逐漸下降的另一個證據是工資增長速度比較快，在過去幾年都超過了GDP增長速度，這是一個現實。但是我們也要看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國人才紅利的潛力是非常不得了的。2015年，我們國家高校在校人數是2700萬，現在每年高校本科專科錄取是700多萬。高校的所有在學學生包括在職學生有3600多萬，所有這些數字都是全球最高的。現在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已經達到了40%。有意思的是，這些快速增長是在過去十幾年發生的，因為在1998年時，高校每年招生才100萬。這就意味著在目前階段，我們勞動力中的教育水平還不是那么高，但是可以預計，在未來幾年、十幾年會有非常快速的增加，因為這有一個時間間隔在里面。因此從數量上來講，我們的人才潛力是非常之高的。但是光有數量還不行，還要有質量，這就對教育質量的要求更高了。
說到人才紅利時往往有一個誤解，通常我們說人才的時候，往往集中于說杰出人才或者拔尖創新人才，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人才不僅僅是杰出人才，在供給側增長的推動力中，人才進入增長有兩個方式：一是人力資本。指的是全社會中的普遍教育水平。二是全要素生產率。就是由于人的創造力而實現的技術進步等等。這兩個方面，人力資本也好，全要素生產率也好，都是由人才推動的。從這個觀點來看，人才紅利需要兩方面發力：一方面，需要在拔尖創新人才、人的創造性方面應該大力提高。另一方面，作為全社會，在現有基礎條件下能夠培養大量的、各種層次的有技能的人，這都是人力資本的部分，我們需要在這兩方面加強。說到底，人才紅利要想實現，非常重要的還是教育。這就是為什么教育受到全社會的關注，這是因為我們的經濟發展階段，從人口紅利到人才紅利的變化所要求的。人才紅利、人力資本與物質資本很不一樣的方面就是物質資本投入馬上可以見效，但是人力資本不是，它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所以我們可以說教育水平的今天是經濟發展水平的明天，它有一個時間的過程，但這更進一步說明，為了實現人才紅利，提高今天的教育水平是至關重要的。
請問陳錫文委員，是關于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我們知道，現在雖然中國不再增加玉米的庫存，但是現在庫存的玉米達到了2.3億噸，是中國人一年都消費不完的。現在我們聽說中國想要把這些庫存的玉米用作工業用途，但是我們現在仍然沒有看到這部分玉米使用量的大大增加。我的問題就是，政府應當采取什么樣的措施來加速這部分庫存玉米的消費使用，在它過期腐爛以前加以利用?
你提的這個問題確實是很多中國糧食界人士高度關注的問題，你講的庫存到底對不對我不敢確認，但是大體上差不多。中國去年玉米的總產量是2.2億噸，現在庫存還有2.3億噸，據我了解差不多有這么多量，但是每個月都在適度的有所變化。現在農民非常關注的就是你有這么大的庫存，我還種不種玉米?經銷商也非常關注，我到底是購買庫存里面的玉米還是新玉米。加工企業也在關心，一旦庫存的玉米出庫，價格低于現在的新玉米價格，他應該怎么辦?包括國際上，南北美洲、澳大利亞都會非常關心，中國這么大的庫存會怎么樣。據我了解，中國政府和玉米主產區的地方政府都在非常的認真研究這個問題。玉米真正供人食用的部分只占15%到20%，其他80%都是用于工業原料和飼料。其中絕大部分是用于飼料，用于工業原料的，比如制藥工業、紡織工業都需要用到玉米淀粉。現在推動綠色發展之后，全球各地又推出了生物質能源，就是玉米的燃料酒精，國際上有很大發展，中國也有一定程度的發展，因為中國過去沒有這么多的玉米庫存，搞了很大的玉米燃料酒精，一旦玉米庫存沒有了，這些企業就停產了。所以現在中央政府和有關地方政府正在積極聽取各方面意見，包括我們很多科技專家、工業方面專家的意見，除了把玉米用于傳統工業用途之外，也在考慮，由于石油價格在上升，對生產燃料酒精提供了非常好的機會，也在考慮研究論證是不是要適當的增加燃料酒精的生產能力。
第二，中國人在食用糖方面的更多是蔗糖，對玉米糖食用的不太多。玉米木糖醇對于血糖高的人更適用，過去生產木糖醇很少，現在是不是可以提高它的比例。第三，再有一些特別重要的，比如我們有些現代化的蔬菜大棚，大棚蔬菜或者像草莓這樣的水果，一年可以生產七八季，密度非常高，投入也非常大，如果大棚用塑料薄膜有一個殘留問題，最好使用自動降解的，自動降解的薄膜技術成熟，自動降解的薄膜最好的是玉米淀粉薄膜。這些糧食長期儲存，經過四五年之后可能就不值錢了，但是如果變成可降解的薄膜小顆粒，玉米粒變成淀粉顆粒，儲存的時間就會更長。這一系列辦法，國家正在廣泛地聽取意見。當然要考慮到以后，現在有2.3億噸的庫存，那三年以后還有沒有這些庫存?搞這些是不是浪費?所以要瞻前顧后考慮到很多情況。但是這么多的庫存，要盡快想辦法用兩三年的時間給消化掉。現在農民還在生產新的玉米，每年的產量和每年的需求大體是相當的，所以消化這些庫存，某種程度上必須創造新的需求才能消化掉，燃料也好，糖也好，淀粉也好，這相對于我們來說都是創造一種新的需求。
請問楊凱生委員，我關注到您一直關注去杠桿。我的問題是，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積極穩妥去杠桿，可不少評論認為，我們的去杠桿是穩妥夠了，但是積極還不夠，還要加大力度，進一步加油。您認為當前去杠桿的難點和重點究竟在哪里?謝謝。
我注意到常振明委員、錢穎一委員在回答問題時或多或少地談到了去杠桿問題。您主要問的是下一步去杠桿的難點和重點是什么?我感到李克強總理在昨天政府工作報告中似乎已經很清楚地回答了你的問題。總理報告中有兩句話，一句話就是要在控制總杠桿率的前提下把降低企業的杠桿率作為重中之重。我想這就是去杠桿的重點。第二句話，總理在報告中要用改革的辦法深入推進“三去一降一補”，要積極穩妥的去杠桿。我想所謂的難點也就是如何有效地、順利地、盡可能平穩地把去杠桿工作做好。為什么?確實像總理說的一樣，為什么重點是降低企業的杠桿率呢?因為我國的企業的杠桿率確實是偏高的，根據國際清算銀行的統計數字和我國有關方面統計數字相差不多，說我國工業企業的杠桿率大概是167.6%，而資產負債率大概超過56%。盡管經過去年一年的努力，這個數字有所下降，但是我們只能說是略有下降或者說基本保持了平穩。無論與美國、歐元區等主要經濟體同期相比，我們都是偏高的，這個確實要降下來，如果不降下來的話，不僅直接拉升了企業的成本，更重要的是和去產能沒有辦法銜接，和企業的保持可持續健康運營也難以銜接。
怎么去杠桿?重點是清楚了，為什么說積極穩妥的去是難點，要用改革的辦法去是難點呢?因為我國的企業杠桿率偏高不是一天兩天形成的，它有歷史的原因。上世紀80年代以前，似乎不存在這個問題。為什么呢?當時的企業主要是國有企業，它所需要的資金，無論是項目建設、固定資產投資，甚至是生產所需的流動資金，都是國家財政撥款的。這個做法的弊端就是使得企業不太講究資金的使用效益。所以針對這個弊端，改革開放以后，我們下決心要改，但是原來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做法，實際上也是一種定期不定期的給企業補充資本金的做法，所以在當時體制下，似乎并不存在企業杠桿率高不高、資產負債率高不高，現在企業成了一個獨立的市場主體，這樣肯定不行了，倒是開始注重資本使用效益了，但是資本金的補充，國有企業缺乏資本的補充機制。所謂用改革的辦法來解決企業杠桿率過高的問題，確實要促使我們思考。前不久召開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上，提出要積極地探索，用多種方法有效降低企業杠桿率。有一條，要建立國有企業的資本補充機制，國有企業的擁有者——我們的政府，國有企業的監管者要有資本意識，要注意讓企業的資本充足率保持在一個穩定的水平上，是企業的擁有者、監管者的責任和義務。那怎么來做?這里面就有一個問題，我們每年的國有資本的財政預算中是不是通過改革的辦法來有這樣一個列支渠道，補充國有資本。那這里面，國有的資本財力是不是力所能及，因為我們要干的事情很多，涉及到民生、醫療、教育等等，還有沒有錢補充企業的資本金，這就要和企業的改革結合起來，國有企業的布局優化、混合所有制的推進，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等等，這些都是政府工作報告里講到的，用改革的辦法推進“三去一降一補”，用改革的辦法積極穩妥地實施去杠桿。
華爾街日報的問題和這個問題正好相關，華爾街日報記者的問題是說宏觀經濟的穩定與去杠桿之間的關系問題，我補充一點。過去的經驗和教訓很多是來自發達國家，比如說美國，那里的去杠桿，很重要的是消費者杠桿。消費者杠桿里面去的很大、很快的話，確實對需求方有很大的影響，這就是這個問題的由來。政策方面除了積極的宏觀政策、穩健的貨幣政策以及積極的就業政策，這是指宏觀政策。我想補充的一點，就是中國杠桿高的性質與不少發達國家不一樣的，就是我們主要集中在企業。而在企業去杠桿與消費者去杠桿是很大不同。比如企業去杠桿，你可以用的一個工具是債轉股，它可以在去杠桿的同時并不巨大的減低需求，這跟消費者的，比如房屋貸款去杠桿的下降導致需求的減少有著非常重要的不同。在這點上，我們往往看到國外經驗教訓的時候，容易比較直接的類比到中國的企業。剛才楊委員講到的企業去杠桿問題，我想和宏觀穩定問題是直接相關的，我作一下補充。
請問常振明委員，您來自中信集團，中信集團旗下既有實體公司，也有金融公司。老百姓特別關心自己的錢袋子，尤其是關于金融風險防范方面。請問常委員，您認為防范金融風險，提升金融服務水平是政府加強監管更重要還是金融機構自身的規范更重要?謝謝。
你的問題是防范金融風險，提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水平是靠外部監管還是靠企業內部治理。金融這個行業確實比較特殊，關系到千家萬戶，金融風險對社會穩定有很大的影響。因此，金融機構的經營活動，無論是外部監管也好，還是內部治理或者內部自律也好，都要滿足比一般企業更嚴格的要求。多年以來，我國的金融監管對防范金融風險，為金融界能夠健康穩定的發展起到了保障作用。而且我國金融監管也隨著外部環境的變化和中國經濟運行的規律、特點和新特點不斷調整，總結積累經驗，比如影子銀行的出現，互聯網金融的崛起。特別是近年來，無論是從外部監管還是金融機構的內部，都強調防控金融風險，特別是強調金融企業對社會的責任。比如說在金融企業內部，每年對員工、對下面公司的考核指標也增加了對社會責任和風險防控的權重，不能一味只是追求利潤指標。目前國有企業加強黨的建設工作，要求把重大事項先由黨委討論作為公司治理的一個前置程序，其實也是防范金融風險的重要環節，目的是為了保證國家的政策、國家的方針在企業能夠得到貫徹執行。比如說李克強總理昨天在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今年工作重點的要求，對金融機構的要求就是金融要提升對實體經濟服務的水平和能力，防止脫實向虛，金融要做好自己的主業等等要求。所以我認為從實踐上來說，外部監管和內部公司治理以及內部自律都是相輔相成，同樣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