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戰略(2016—2030)》的發布為我國經濟綠色低碳轉型指明了方向，在順應世界能源變革潮流中，要牢牢鎖定能源革命目標。同時，還要不斷強化能源革命政策措施，為新常態下的產業轉型提供保障和后繼支撐力量。

我國剛剛公布的《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戰略(2016—2030)》(以下簡稱《戰略》)，把握世界能源發展的大勢，明確了我國能源革命的戰略目標、重點任務和行動計劃，將有力推動我國經濟發展方式向綠色低碳轉型，促進生態文明建設和可持續發展。

一、順應世界能源變革潮流，明確能源革命的重大意義和戰略取向

自工業革命以來，日益增長的能源消費給地球資源和環境帶來越來越大的威脅，也引發了氣候變化的全球生態危機。傳統的以化石能源為支柱的能源體系和經濟發展模式已難以為繼，世界范圍內已開始了能源體系的革命性變革。其一是大力節能，提高能源效率，減緩能源消費的增長;其二是大力發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改善能源結構，降低化石能源的比例。其目標是建立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為主體的高效、清潔、低碳的新型能源體系，取代當前以化石能源為主體的高排放和高碳能源體系，從而實現經濟社會與資源環境的協調和可持續發展。

近年來，世界能源轉型加速，2006—2015年全球可再生能源年均增長5.7%，遠高于化石能源1.5%的增速。2015年全球可再生能源發電量已占總發電量的23%，當年全球新增可再生能源發電裝機已超過常規能源新增裝機容量。2015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資達3289億美元，遠高于化石能源1300億美元的投資額。預計未來15年，全球風電裝機將增加3倍，太陽能發電裝機將增加5倍，可再生能源越來越成為新增能源供應的主力能源，呈加速發展的趨勢。

全球氣候變化危及地球生態安全和人類社會生存與發展。剛剛生效的《巴黎協定》確立了全球控制溫升2℃以內并努力爭取1.5℃的目標，全球溫室氣體排放到2030年需從2010年500億噸二氧化碳當量下降到400億噸，并到本世紀下半葉實現凈零排放。對能源體系而言，盡管全球變革趨勢加速，2016—2030未來15年與2000—2015前15年相比，GDP的二氧化碳排放強度年下降率將加倍，二氧化碳排放增長率也將由2%以上下降為1%以下，但到2030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總量仍將比2010年增長約20%，與實現全球控制溫升2℃目標存在巨大減排缺口。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緊迫目標和形勢，將倒逼更大力度的能源變革。

推動能源體系革命性變革，已成為大國能源戰略的重要取向。例如，歐盟提出2030年能源總消費量減少30%，可再生能源占比達27%，電力的50%來自可再生能源。德國提出2050年能源消費量減少50%，可再生能源在總耗能中占比達60%，發電量占比達80%。美國能源部計劃光伏發電到2030年占總電量的20%，2050年前達40%。世界大國在能源體系轉型和能源替代變革中將發揮引領性作用。

全球能源變革趨勢將促進世界范圍內經濟發展方式的低碳轉型，并伴隨激烈的國際經濟、貿易和技術競爭。隨可再生能源技術進步和大規模應用，其成本呈快速下降趨勢，陸上風電和太陽能光伏發電成本近5年已分別下降20%和60%，預計未來10年還將分別下降25%和60%左右，美國能源部預計2020年光伏發電成本可下降到6美分/千瓦時，2030年下降到3美分/千瓦時，成為最有經濟競爭力的發電技術。當前先進能源技術已成為國際技術競爭的前沿和熱點領域，成為世界大國戰略必爭的高新科技產業，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產業以及智慧能源互聯網的快速發展將吸引巨額投資，帶來新的經濟增長點、新的市場和新的就業機會。2015年全球可再生能源產業就業人數已超過800萬人，且以年均5%以上速度增長。低碳技術和低碳發展能力越來越成為一個國家核心競爭力的體現。我國必須實施創新驅動戰略，順應全球能源變革趨勢，加快能源革命的步伐，打造先進能源技術的競爭力和低碳發展優勢，在新一輪能源體系革命中占據先機，才能在自身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上，在全球能源變革和應對氣候變化國際合作行動中占據主動和引領地位。

國當前經濟社會發展也面臨日趨強化的資源環境制約，隨經濟發展能源消費的持續增長不僅使石油天然氣進口依存度持續增加，能源安全面臨新的挑戰，而且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消費過程中所產生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煙塵等常規污染物排放已嚴重超出環境的承載能力和自凈化能力，造成資源緊缺、環境污染、生態惡化的嚴峻形勢，也是形成霧霾天氣的主要原因。當前要促進大氣、水資源、土壤等環境質量全面好轉，除嚴格排放標準和加強治理措施外，更重要的控制和減少化石能源消費量，從源頭上減少污染物排放。因此推動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節約能源，改善能源結構，建立高效、安全、清潔、低碳的能源供應體系和消費體系，既是國內節約資源、保護環境的內在需求，也是應對氣候變化減排二氧化碳的關鍵對策，兩者具有顯著的協同效應，是實現國內可持續發展與保護地球生態安全相協調統一的戰略選擇。

二、以積極緊迫的能源革命目標為導向，推動經濟發展方式的綠色低碳轉型

黨的十八大積極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提出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新理念，以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形成經濟增長、社會進步和環境保護協調發展的新局面。推動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則是其最重要的領域和關鍵著力點，并將以積極緊迫的能源革命目標為導向，促進經濟社會發展方式的綠色低碳轉型。

推動能源消費革命的主要目標是節約能源，提高能源利用的技術效率和經濟產出效益。從“十一五”到“十三五”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中，都制定了單位GDP能耗強度下降的約束性目標，并將其分解到各個省市，強化各級政府的目標責任制。在《戰略》中又進一步提出要控制能源消費總量，2020和2030年分別不超過50億噸和60億噸標準煤，實施“強度”和“總量”的雙控機制，這將進一步嚴格控制能源消費總量的增長，促進經濟結構的調整和產業升級。

建立清潔低碳的能源供應體系是能源生產革命的核心。首先要大力提高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比例，促進能源體系的低碳化。從2005—2015年，我國非化石能源年均增長10.3%，在總能源消費中占比從7.4%提高到12%，期間可再生能源增長量占世界總增量的40%，呈現快速發展趨勢。《戰略》中提出到2020年和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比分別提高到15%和20%，天然氣比例也將提升到約10%和15%，在能源需求總量仍在持續增長的同時，不斷擴大清潔能源的比例，即意味著其必須保持遠高于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的增速。從目前到2030年新建非化石能源發電裝機容量將達近10億千瓦，相當于美國全部裝機總量。我國未來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發展速度、投資規模、新增容量都是其他國家難以比擬的，這也將成為我國重要的新興科技產業和新的經濟增長點。我國未來新增能源需求將主要依靠增加清潔能源供應滿足，而煤炭消費量則趨于飽和甚至開始下降，煤炭在總能源消費中的比例將持續下降。由于煤炭長期以來占總能耗比例在70%左右，2015年已下降到64.4%，到2030年將下降到50%以下，但在今后相當長時期內仍將占據主體能源的地位，因此煤炭高效清潔利用仍是能源革命的一項重要任務。要努力提高煤炭利用效率，引領世界清潔煤技術發展水平和方向，不斷降低供電煤耗，2020年新建機組供電煤耗低于300克標準煤/千瓦時，2030年超低污染物排放煤電機組占全國80%以上。控制和減少散煤利用，降低煤炭在終端能源利用中的比例。由于可再生能源的快速發展，一次能源消費中用于發電的比例將不斷提高，電力在終端能源利用中的占比也將不斷提高，加上天然氣在終端利用中比例增加，煤炭在終端消費中的比例和數量均將持續下降，將有效控制煤炭利用的污染物排放。積極研發和示范燃煤發電和煤化工過程中的二氧化碳捕集和埋存(CCS)技術，探討煤炭利用低碳排放的技術途徑。以能源體系的革命保障環境質量全面改善和應對氣候變化長期目標的實現。

《戰略》中重申我國在《巴黎協定》框架下提出的到2030年單位GDP的二氧化碳強度比2005年下降60—65%，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并努力早日達峰的目標，把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承諾目標納入國內能源革命戰略。我國在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大會曾經提出到2020年GDP的二氧化碳排放強度比2005年下降40—45%，到2015年已下降38.3%，“十三五”再實現下降18%的預期目標，到2020年可比2005年下降約50%，超額實現國際承諾目標。到2030年再實現下降60—65%的目標，需比實現2020年目標做出更大努力，年下降率需達4%以上，而預期全球GDP的二氧化碳排放強度下降速度只有約2%，歐、美、日等發達國家也都低于4%的水平，我國在提高單位能耗和單位二氧化碳排放的經濟產出效益方面的努力，在世界范圍內令人矚目。

我國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將是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重要轉折點，這意味著經濟持續增長而化石能源消費不再增長甚至下降，也意味著國內生態環境的根本性改善。實現二氧化碳排放達峰的必要條件是GDP的二氧化碳排放強度年下降率大于GDP年增長率，我國二氧化碳排放達峰時間將早于發達國家二氧化碳排放達峰時的發展階段，屆時GDP增速也將高于發達國家達峰時的增速，需保持比發達國家達峰時更高的GDP的二氧化碳排放強度下降速度，屆時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發發展和能源替代仍需保持強勁勢頭。我國控制能源消費總量的增長，并制定非化石能源比例2030年達20%、2050年達50%的目標，可為我國二氧化碳排放達峰提供保障，并為本世紀下半葉實現凈零排放、走上氣候適宜型低碳經濟發展路徑奠定基礎。

三、強化推動能源革命的政策措施，推動新常態下經濟轉型與產業升級

我國經濟新常態下轉換發展動能，轉變增長方式，調整經濟結構，產業轉型升級，企業提質增效，均將有利于推進經濟發展方式低碳轉型，有利于實現能源革命的戰略目標。新常態下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將著眼于破除體制機制障礙，提高質量和效益，優化資源配置，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將使企業生產模式由資源和要素投入驅動的“加工型”向知識和技術創新驅動的“價值型”轉變，從而促進產業升級，帶動技術改造和革新，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產品能耗。新常態下GDP增速放緩，產業結構調整加速，鋼鐵、水泥等高耗能產品需求趨于飽和并開始下降，高耗能產業比例下降，高新科技產業和現代服務業比例上升，都將促進單位GDP能耗加速下降。未來能源需求增速將大力放緩，在清潔能源加速發展的情況下，有利于加快能源結構調整。2013—2016年能源總需求平均增長率已由2005—2013年間的6.0%下降到1.5%，而非化石能源和天然氣等清潔能源的年均增速則高達9.7%，在能源總消費中占比3年內提高4.2個百分點，煤炭的消費量則下降11%，在一次能源消費構成占比下降6個百分點。2005—2013年，煤炭的增長量占全部能源消費量增長量的59%，在滿足新增能源需求中發揮了主體作用，而新常態下新增能源需求將主要依靠增加清潔能源供應滿足，未來二氧化碳排放將呈增長緩慢并逐漸趨于穩定的態勢，為實現二氧化碳排放早日達峰創造了條件。當前經濟新常態下新的發展理念和發展趨勢，為加快推進能源革命和經濟低碳轉型提供了良好的發展環境。而當前積極落實推動能源革命的各項政策措施，加快能源革命的步伐，也是促進新常態下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的關鍵著力點和重要抓手。

強化推動能源革命的政策措施，首先要加強技術創新，普及和推廣先進高效節能技術和先進能源技術，將技術優勢轉化為產業優勢和經濟優勢。在未來高比例可再生能源上網的的發展過程中，要研發和推廣智慧能源技術，推動能源互聯網與分布式能源技術、智能電網技術、儲能技術的深度融合，并加強對氫能、核聚變等前沿技術的研發和示范，占領能源科技的制高點，打造國家的競爭優勢，順應并引領全球能源技術創新和發展的進程。

要進一步深化改革，推動能源體制革命，并將其作為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的重要內容。切實轉變各級領導政績觀的導向和考核標準，強化節能和和減排二氧化碳的目標責任制;創新能源宏觀調控機制，建立健全能源法制體系，改革和完善促進低碳發展的財稅金融政策體系、能源產品價格形成機制和資源環境稅費制度;加強能源市場機制改革，加快形成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能源市場體系;倡導低碳生活方式和消費方式，探索中國特色的低碳城鎮化道路。

當前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合作進程以及全球能源變革的趨勢，為我國推動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提供了良好的國際合作環境和共贏的機遇。全方位加強國際合作，要推動能源產業對外深度融合，打造世界范圍內有競爭力的國際企業，積極參與國際能源體系的建設，擴大話語權和影響力。特別是注重和加強能源領域的南南合作，支持發展中國家能源變革和應對氣候變化的能力建設，在全球能源和氣候治理體制變革中發揮積極的引領作用，體現發展中大國的責任擔當。